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黑斯并没有忘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期间，《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出台、地球日的诞生、环境保护局的设立，加之他自己参与环境运动的经历--作为塞拉俱乐部宾夕法尼亚分部（Pennsylvania charter of the Sierra Club）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新的事件使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渐回到了早期对环境问题的兴趣上来。并且受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思路的影响，他在环境史领域开启了一条“独特的旅程”⑧，这就是其环境政治史研究。
    至此，黑斯的研究跨越了政治史、社会史、城市史和环境史四个领域。在他看来，这四个领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关联的焦点是权力、价值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制度，是引发渐变和突变的社会动力[2]（Introduction，vii）。他也因为在学术界的重大贡献而获得多项殊荣：1982年获森林史学会西奥多·布勒冈奖（the Theodore C.Blegan Award of the Forest History Society），1991年获宾夕法尼亚人文学科杰出贡献州长奖（the Pennsylvania Governo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he Humanities），1993年获宾夕法尼亚历史协会史学著作人奖（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estern Pennsylvania History Makers Award），1997年获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第一个环境史终身学术成就奖（Career Achievement Award for Lifetime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二、三重结构分析模式的形成
    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思想的核心是三重结构分析模式。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本重要的论著中：《美丽、健康和持久：1955－1985年的美国环境政治》、《环境史中的探究》和《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⑨。仔细研读这些著作，可以认清其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感受其环境政治史研究由感性到理性、由分析到综合、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其中既不乏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影子，又不失其自己的研究特点。正如威廉·克罗农所说：“20世纪在影响我们对环境政治的理解方面，没人能与黑斯媲美。”[2]（Foreword，xi）
    前已述及，《资源保护和效率的福音》是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起点，不过此时的研究仍在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范畴之内。及至《美丽、健康和持久：1955－1985年的美国环境政治》一书，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但他结合对城市环境、荒地、有毒环境、人口资源和增长的极限、里根的反环境革命等具体问题的分析，突破了自上而下的视角，已涉及与环境政治相关的各种因素。例如，环保势力（the environmental impulse）、反环保势力（the environmental opposition）、中间阵营（the middle ground）的管理者对各种力量的调和；地方、州和联邦在环境政治中的关系；立法、行政和司法在环境问题处理中的作用；科学、技术和经济等因素在环境政治中的作用等。对这些不同的主体和因素，黑斯有着详细的阐释。首先是环保势力，他认为各种环境组织、国家环境政策、公民环境行为、公共舆论导向等都是构成环保推动者的元素。美国社会的环境动力和对环境保护的兴趣因时因地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动力模型（pattern）。根据资源保护选民联盟（the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LCV）对选民投票情况的统计，他将全国分为环保动力强弱两类地区，认为环保动力的强弱从三个方面显示了其内在逻辑：第一，环保兴趣的强弱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旨在强调环境运动来自高级工业和消费社会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第二，新老人口团体、新旧城市、新旧地区在价值观和态度方面有着重大的不同，中大西洋和中西部各州的老工业地带的环境兴趣要低于西部甚至南部有着新价值观人群的各州。第三，环境价值的积极表达和自然景观本身的状况也密切相关[3]（P51－52）。
    环境的反对者在黑斯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此他运用分层研究的方法把视角从上层延伸至与环境治理直接相关的利益主体。在他看来，环境主义者对农业、劳工和商业团体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尽管这些团体有时迫于压力不断改善自己的环境目标，但其总体的政治策略即最大程度的抵抗、最小程度的退却（maximum feasible resistance and minimum feasible retreat）[3]（P287－288）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农民作为环境反对者是与其自身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首先，他们反对城市休闲者，反对野生动物保护，因为许多农民本身是猎人。其次，他们反对环境主义者对农业耕种方式的批评。在他们看来，环境政策可能限制水资源、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新泽西和俄勒冈州的农民运用燃烧的方式清理田野，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但农民反对政府和环境主义者努力限制这些行为的企图。不过农民反对环境的强弱有着自己的变化规律：越是乡村地区，反对越强烈。在更多以乡村为主的南部和西部，立法者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州，反对的声音更多来自该州的乡村部分。然而，在遭受大规模工业发展和废弃物威胁的乡村地区，立法者表现出与城市同样的环境兴趣[3]（P296－297）。
    工人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与工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态势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比较复杂，既可以是环境支持者，也可以是环境反对者，常常成为工、商业团体和环境主义者共同争取的对象。总之，因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有些情况下，工业成功地赢得了工人，另外的时候，环境主义者和工人形成了同盟[3]（P298）。例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牵涉到煤炭的运用，因此煤矿与工业界联合起来谴责限制二氧化硫排放的行为，继而又阻止应对酸雨的行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甚至支持工业界要求放松汽车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企图。然而又因为将原子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反核问题上成了环境的支持者。在职业健康问题上，他们也与环境主义者站到了同一个阵营之中。
    对环境目标最强烈的反应来自商业和工业团体。他们的力量分布于大众媒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他们不仅单独反对环境目标，而且还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协会和研究所。例如1960年代，随着对空气污染关注度的日益增强，国家煤炭工业协会抵制对煤炭使用的限制；1966年，美国石油研究所（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组建了专门的空气和水资源保护委员会（Committee for Air and Water Conservation），它的目标是“设计帮助指导公共政策的原则，发布信息和研究结果”，以应对美国公共卫生署建立的燃料中硫含量的标准[3]（P309）。此外，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他们还形成了一整套反对策略，如制度控制策略和技术革新控制等。
    对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环境态度所做的这些分析，是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特色，它明显地受到了其先前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也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巨大难度。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传统政治史研究的领域，如总统对环境的态度、民主党、共和党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差异、国会制定环境法律的历程、法院对环境诉讼的判决、环境管理机构的成立、行政机关对环境管理章程的制定和实施等。这些方面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取向受到经济形势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并随着不同社会阶层对环境问题支持度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状况。
    除去有着明显主体性的因素外，黑斯还十分注重对环境政治中经济、科学、技术和信息等因素的分析。这些因素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是中立性的，但在他看来却不然。它们隶属于不同的环境主体，因交织着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争论而变得不再中立，成为了政治问题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才有他所谓“科学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cience）、“经济分析和规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lanning）之说⑩。这种非政治因素政治化的倾向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得以反复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