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美之间存在着你争我夺式的“零和”冲突，更由于中美关系中的神经集结点--台湾问题呈累卵之势，故中美冲突已濒一触即发的危境。我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和”冲突。
    要知道，自从核武器时代到来以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几次战争都是在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爆发的，在同时掌握核技术的大国之间从未发生战争--即使是在对峙半个世纪水火不相容的美苏之间也从未爆发真正的热战--是众神的意志还是历史的巧合使然？都不是。这是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一切的后果如一只巨手死死扼住剑柄使核武之剑难以脱鞘而出。虽然美国已耗资百亿美元以营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但是如果中美冲突一旦激化，在已经掌握核技术、达10000公里的远程投射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的中国面前美国没有绝对的安全。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两个并行的市场壁垒的打破使世界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远远超出此前四百年的速度奔向了经济全球化，中美经贸利益交融互补。因此，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钳制之下，中美之间可能被激化的冲突已不可逆转地趋向“非零和”（冲突双方得失之和不为零）--冲突一旦激化必然双输，冲突如果调适一定双赢。
    一、全球化的强大动力促成了大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
    自以狩猎为生的时代始，人们之间的冲突便是一种零和（ZSG）冲突，即我之所得必为你之所失，这种状态近似于霍布斯所说的人类的“自然状态”。[1] 在这种状态下，冲突所能遵循的法则就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
    冷战后，因为两个并行市场壁垒的打破，世界在二十年里以远远超出此前四百年的速度奔向了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货币金融经济向非货币金融领域不断扩张，加大了经济的风险性和脆弱性，极易引发危害性极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统一体里，人类的经济利益的相对的共融性使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那种你死我活式的争夺成分钝化，冲突趋向“非零和”。所谓“非零和”（NZSG）指的是一种非排他性的竞争程式，即冲突双方得失之和不为零。在一个非零和博弈中，收益的情况取决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即取决于他们是彼此合作，还是彼此遏制。[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持有核武器的对立方处理冲突的结果是要么共荣要么共亡，他引证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走向空前的灾难”。他还说，由于以往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造成了“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失败。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但当今的世界已成为一个“非零和”的世界，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如发动战争将使所谓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同归于尽。[3] 因而，可以说不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全球化时代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的冲突已趋向“非零和”。
    在被称为“第三浪潮”的国际理论大辩论中，[英]巴瑞·布赞（Barry Buzan）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许多国家认识到，出于安全的理由，在为自己制定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到相关国的利益。[4] [美]罗伯特·赖特在《非零年代》中甚至考证分析了人类的历史，论断人类社会历史以来就是一个非零的世界。
    二、美国“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内脆性
    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趋向“非零和”，为何美国却锋芒毕露气势逼人？这并不与“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趋向‘非零和’”这一论断相悖。因为经济全球化使非边缘化的国际行为体经济利益交融和核战争的双输后果促成了大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伊拉克、南联盟和阿富汗这样的经济相对边缘化的无核国家并不在“大国”之列，而这些国家又恰恰处在美国霸权扩张的神经集结点上，又因为他们并不掌握核技术，故而美国自然急于并敢于对其动用“外科手术”。
    有人断言，“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单极格局的出现，安全问题如冷战初期那样，已呈累卵之势”。[5] 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小布什上台后立即实施了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新帝国大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点：
    1.为维护美国的绝对霸权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绝对不容许或可能与美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的出现；
    2.重新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头等之敌。1997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指出，“2015年后，俄国和中国将会成为美国新的全球性对手”。但在9·11事件之后，新保守派改变了看法；
    3.对“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发动“先发制人”的凌厉攻势。布什政府扬言，如要成功地阻止这些“非对称性威胁”，必须破除陈规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