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趋向“非零和” 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利益交融并且掌控核力量的大国,这就规定了两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 冷战终结及由此造成的国际战略形势和中美两国战略利益的变化致使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发生改变。[8] 由于美、中、苏“战略大三角”被肢解,中美关系失去了美苏对抗这一战略基点,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较强的一方,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因而美国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对其潜在的威胁,在冷战结束初期,采取了高压的对华政策,因而中美冲突不断--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朝野仍有人习惯于冷战思维,习惯于寻找对抗,并且美国不愿看到别国的强大,不管另一个强国是苏联、德国、日本,还是中国。[8] 因此,可以说中国其实是美国制造出的“威胁”。正是这种冷战思维,致使两国陷入了“安全困境”。([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dert Butter-filed)和[美]约翰·赫兹(John Herz)共同提出这一概念,意为争取安全所付出的成本与安全收益不成正比)。美国对华的高压政策其出发点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但结果使中国感到不安全,双方因为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各方安全的减损。 冷战后中美两国之所以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安全困境”正是因为美国并未摆脱冷战时代狭隘的“零和”式的传统安全观的束缚,未看到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 2000年美国经济规模为9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近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27%和3%。两大经济体的规模为两国经济进行多方面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横向空间。同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中国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两个最大”,又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纵向的,即不同发展水平经济层面的互补性合作空间。[8]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997年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贸易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具有互补性。”[9] 据美国资料显示,1991年到199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1074亿美元的商品中,食品、服装等商品占80%以上;按中方统计,1996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270亿美元, 其中机器设备只有24亿美元。可见,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消费产品。而从1991年至1994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共286亿美元中,机械设备78亿美元、飞机及部件70亿美元、棉花和食品只是14亿美元。1996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20亿美元,其中,机械设备及部件23.1亿美元,飞机及部件17.1亿美元,农产品只有13.4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出口主要是高技术产品。人们形象地说“中国人给美国人穿衣穿鞋”,当然这说的是中国商品、中美贸易和中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据美方研究分析,若没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美国每年需多花140 亿美元购买其他地方生产的同类产品。 因此,在经济利益共融的全球化时代,支撑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已趋向解体,中美经贸交往在结构上的互补互利性使同时作为掌握核武器的中美两大国的关系趋向“非零和”。 首先,“9·11”使美国重新划定了威胁美国的首要之敌。明确了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这一认识。正是由于美国在反恐战略中对中国的依重,和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成了促成当前中美蜜月期的重要因素。 其次,“9·11”事件使饱受争议的美国对华战略终于达到了成熟的正常状态,它预示着中美两国的未来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布什政府放低了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时的意识形态的调门,中国政府对待美伊战争的态度也已不像对待科索沃战争那样具有鲜明而浓重的意识形态的味道。其实,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内涵在思想文化上的外延,而一旦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便极易陷入本末倒置的窘境和进退两难的安全困境。 最重要的是,虽然影响中美关系的军事和政治安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更有加重之势,但是核战争毁灭一切的结果和全球化时代交织共融的利益关系,降低了中美打热战的可能性。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当今世界与以往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因此,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在彼此以超强实力的抗衡之中保持两极格局惊人的稳定。”[10] “据统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3] 其实,这也是对传统安全观最大的讽刺--将对手毁灭一次和毁灭十万次的能力从数据上看虽有悬殊的差别,但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是一样的。 当然,美国因为掌握着先进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而有恃无恐,因为目前中国严重依赖GPS,一旦台海开战如果美国向中国切断GPS信号,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最近中国已取得了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20%的股权,并已与欧盟达成默契全息使用“伽利略”信号--据悉,美国的GPS 向别国提供的信号只能发现地面大约10米的物体,而“伽利略”的卫星则能发现1米长的物体[11] --这无异于给中国射程达10000公里的核武之箭安上了“万里眼”。 虽然美国废除了《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并部署了太平洋战略,并欲以“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使中国的有限核能力不足以保持本土安全,但美国对军事技术优势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核大国而言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威慑罢了。图谋对其他核大国肉体上的毁灭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根本利益。在全球化国际交往多维度立体化的世界中,美国想用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作大国棋局上最大的筹码--尤其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与其说两国是战争上“零和”争夺的死敌,不如说两国更像是棋局里“非零和”博弈的对手;与其说美国担心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如说美国惧怕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其说美国争夺的是中国的生存权,不如说美国争夺的是中国的发展权。因此,仅从传统安全领域审视中美安全关系已无法解决问题--中美冲突不可逆转地趋向了“非零和”。 【参考文献】 [1] 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35. [2] [美]詹姆斯·多尔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606.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后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2.5. [4] 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0):21. [5] 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A].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 1999.148. [6]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J]. Foreign Affairs, 2002, (September-October):57. [7] 王凯。沃勒斯坦认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正在解体[J].国外理论动态,2003,(10):18-19. [8]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4.471.473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 [10] Valerie M. Hudson. A Touchston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C].2-3. [11] 姚立,李东风。美扬言摧毁欧盟卫星[N].环球时报,200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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