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虽然是与郭沫若并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但很明显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较晚，1931年出版的《正史考略》中，没有一句话讲到社会历史的阶级内容，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熟悉，治学没有脱离汉学家的道路”[1]（P9）。约十年后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他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著作。范文澜学术道路所发生的转变不可谓不大。本文以范文澜的经学研究为例，探讨其学术道路的变化。
    范文澜幼年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中学毕业后，于1913年考入北大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也正是自这年6月夏锡棋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后，北大文科的学风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以前，姚永概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的学风在北大文科居于优势。夏锡棋主持北大文科后，引进了章太炎一派的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先后到北大文科教书。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2]（P48）。1917年范文澜本科毕业，曾担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约半年，后继续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后改称国学门）做研究员。在此期间，范文澜继续得到钱玄同、陈汉章、黄侃、刘师培等名师的指点与熏陶。[3]（P426）
    黄、陈、刘等作为当时北大的学统正宗，所引领的乾嘉训诂考证之学的风气，对范文澜早期的治学道路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范氏曾自我批评式地自述：五四前夕，“（我）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来到”，“我那时候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在学业上范文澜得到老师们的欣赏，“认为颇堪传授‘衣钵’”，父亲与叔父也十分支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追踪乾嘉老辈”，[4]成为范文澜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五四运动的爆发，并没有改变范文澜的好古兴趣，他说“我在五四运动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术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流行的白话文、新学说”[5]（P156）；“《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候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潮，认为没有多大道理”[5]（P18～19）。反对白话文与新学说，这无疑来自于黄侃的影响。黄侃作为章太炎嫡传弟子中守旧派的代表人，其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6]（P24）他同时也是五四前北大文科最有力的守旧派，一有机会便对白话文及胡适等人冷嘲热讽，“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上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7]（P23、19）。范文澜在北大这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中，选择了拥护旧文学的立场。因此，他同那些新潮人物疏远了起来，如一度认为白话文首创者之一的鲁迅“离经叛道”，“走错道路”，而不再专程拜谒。
    1925年兴起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对范文澜有很大触动，他不再只是埋首治学，而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他主动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嗓子都喊哑了，但这种举动竟然被某些人取笑，这让他认识到“老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看与议论符合”[4]。“凡是口头上说些道德伦常或装扮得俨然道貌，望之肃然的人，细细查究一番，十之十被我发现人欲横欲，出人意外的不道德行为。于是我灰心了，所谓满口道德仁义的老师宿儒，止是披一身吓人的道袍而已”[5]（P18～19）。这些取笑他的人中，不少都是老牌国民党员。这无疑对于范文澜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范文澜在加入共产党后，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认识到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再看当年“追踪乾嘉老辈”的那个大志，不但不大而且简直有些渺小。“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4]，但是，范文澜早期出版的《群经概论》（1926年）、《正史考略》（1931年）、《文心雕龙注》（1936年）等著作，仍“不外乎清代朴学家们反复搜求、讨论的内容”[1]（P10）。这表明直至全面抗战前夕，其治学一直遵循的是乾嘉考证模式。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时局丕变，国难日深，考据之学的号召力大大降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更使以远离现实为荣的考据学受到人们的冷落。[8]（P104～105）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行之，先于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全社会推行孔孟道德，定8月27日为孔诞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祭孔尊孔活动。与此同时，伪“满洲国”也宣布每个中小学生读经，虽然有很多学者反对这股复古尊孔逆流，但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鼓吹为了发扬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继续有意识地提倡尊孔，国统区内为宣扬孔子所设立的书院、刊物和书籍相继出现，蒋介石、陈立夫著书立说，倡导孔孟道德和人生观，尊孔读经潮流再度抬头。[9]（P83～90）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的大致情况。[10]（P163）经学已经走向末路，而国民党政府还在枉费心机地提倡读经，“结果止增加青年学生的‘头痛烦恼’，在政治高压之下，勉强来个‘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丝毫不起预期的作用”。[5]（P74）范文澜的经学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转变。
    1936-1939年间，范文澜在河南从事抗战动员和扩大游击区工作，那时他已开始学习马列著作如《联共党史》、《斯大林选集》，“成天从容地坐在那里阅读他所爱读的进步书籍。即使在饭馆里，人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博学的教授在手不释卷向着世界最进步的科学和人类的真理深入钻研”[11]。但在日寇扫荡的环境中，学习毕竟受限较多，延安边区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能让读书人无牵无碍，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因此，范文澜于1940年到达延安后，更加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延安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许多著名学者将他们研究的心得，随时开会予以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习小组，“所以居住边区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会有飞跃的进步”。此外，范文澜还获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直接交流的机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阐明的关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历史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一系列精辟论断，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于是由“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很快发展为“这一年来自觉进步不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