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还总结出经学与其他学派斗争的方法：一、“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进行发挥，凡是带有革命性的全被阉割歪曲，以此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二、“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如西汉今文经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取佛、道两教。尤其第二条方法，是经学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5]（P47）。这一观点，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仍然被保留：“从汉朝起，历年二千，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干。期间或兴或衰，却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严格拥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不败的原因之一。能吸收敌对学派或宗教的某些特长，来充实自己，使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不败的原因之二”[12]（P206）。“夺取敌人的主要武器，来战胜敌人，放弃旧的儒学，建设新的儒学，是儒家传统的本领，也就是永远被封建统治阶级提倡尊重的主要原因”[12]（P207）。
    （三）用马列主义重估经学的价值
    范文澜在概述五四前后的经学时，对最有代表性的经学家进行了激烈批判，甚至不乏激烈乃至偏颇之论。如古文学派代表刘师培，在范文澜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多被尊称为“刘申叔先生”，并长篇摘录其言论。如今范文澜不仅直呼其名讳，而且大胆斥责其政治上的失节：“刘师培很快投降两江总督端方当侦探，出卖革命党人。袁世凯做洪宪皇帝，他又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这种卑污无耻的行为，的确继承了古文学‘开山祖师’刘歆的‘衣钵’。”这是对传统师法最为大胆的背叛。至于章太炎，范文澜也指出其在进入民国后，政治上碌碌无为，学术上反对甲骨文，反对白话文，可见“依然保守着他的封建顽固性”[5]（P71），“晚节不终，不能算是真正革命者”[5]（P30）。至于新汉学系的古文学派、今文学派以及宋学系，在范文澜看来，都因封建残余势力的日趋没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革命，陷入了末路。
    范文澜强调，经学家如果不放弃“旧窠臼”，不别寻新的康庄大道，那么就只有从末路走向“死路”。新的“康庄大道”就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他特别指出虽然共产党人提倡革命，但并不反对研究经学，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杀。“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他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剔除古代文化的封建性糟粕、吸收民主性精华，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等论断为原则，充分肯定经学的价值：第一，经本身是古代史料，汉学系经学发展了经，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了众多的古代史料；宋学系经学将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也积累了大量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因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了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第二，“经学里面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尤其是讲做人道理的格言，如满招损，谦受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可采的更多。另有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如果移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反动为有用。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还曾肯定宋儒道：“宋儒善讲修身养性功夫，尤其是朱熹，讲得更周到切实。他们在这一方面确有甚大的成就，是应该珍视并采择的。”[12]（P646）
    当时，虽然由正统派经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者，并非仅有范文澜一人，另有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的学者吴承仕，只是吴氏于1939年逝世，没有留下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写的经学著作，因此范文澜对经学历史的总结，是首创性工作，被毛泽东誉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10]（P163）。《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是当时特殊政治斗争背景下的产物，虽然范文澜承认经学的某些价值，但他对经的定位比较低，他一再强调“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后，经学基本上退出了学术研究，也退出了社会生活，范文澜却仍于1963年为一些部门的理论工作者讲演经学，其讲稿即《经学史讲演录》，可见他仍然重视经学。在该文中，范文澜对经的评价略有提高，他开篇即提出“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5]（P464）。相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经学史讲演录》的内容更充实完善、分析更透彻深入、材料也更丰富翔实，这说明随着时代变化及对马列主义学习的深入，他对经学的认识也取得了更多进展。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论证经学的发展变化，是范文澜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正因此，他被称为唯物史观派经学研究的代表。[13]
    原文参考文献：
    [1]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3]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