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这篇长文是1940年9月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的讲演提纲。虽然他自谦对经学“所知有限，借以批判经学的马列主义，更未能窥见途径，谈不到正确运用”，但从该文来看，他已自觉并较为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批判总结，随后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关于经学的部分内容，与该文的思想倾向也是基本一致的。范文澜运用马列主义批判总结经学，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经学的发展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它的任务就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范文澜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认识经学，强调“经学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坚固基础”[5]（P62），他指出：“经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原始封建社会产生原始的经，封建社会发展，经也跟着发展，封建社会衰落，经也跟着衰落，封建社会灭亡，经也跟着灭亡。”[5]（P45），经的本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封建社会本身在不断地变动，那么已经写定了的经，怎样能跟着变动而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呢？“这就必须依靠经学了。儒生解释经义，使它适合新需要。同样的经，经不同解释，就成不同的经，也就发生不同的作用。”[5]（P445）“这几部主要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无数变化和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是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的。”[12]（P75）因此，经虽然不会随着封建社会变动，但经学却常新。
    具体到每个历史阶段，范文澜都结合当时的政治社会来详细分析其对经学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学的发展变化。他将经学史划分为三个部分：汉学系、宋学系与新汉学系，两汉作为汉学系极盛的时代，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时期。他指出西汉前半期，统治权还未充分巩固时，采用黄老学说，到汉武帝时，统治权十分巩固，“清净无为”成为“好大喜功”的障碍，由《春秋》、阴阳五行、刑名混合的公羊学，可以给武帝暴行提供理论根据，于是他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公羊经学。[5]（P58）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对汉武帝时代公羊学兴盛的原因作了更多具体的分析。他提出随着国力发展到最高点，武帝想制礼作乐，粉饰太平，又想发扬兵威，满足他本人征战四方的野心。“于是儒家尤其是公羊家大受宠用”。武帝征伐匈奴，借口匈奴曾经侮辱过刘邦和吕雉，而公羊家说国君应该报九代甚至一百代祖宗的怨仇。武帝征伐其他蛮夷，公羊家说春秋主张大一统，所有的外国都应该来归附。武帝对臣下严刑杀罚，公羊家说春秋诛心，心里犯罪的就该杀罚。“凡是皇帝要做的事，全合于春秋的道理”[12]（P199），这是西汉公羊学受宠的根本原因。西汉末年王莽为便于篡位，竭力提倡古文经，立博士。到东汉今古文并行，今文经混合谶纬，得到统治者奖励；古文经学内容丰富，专讲训诂制度，与当前政治隔离很远，所以也得到朝廷的赞助。东汉末年，郑玄融合古文今文谶纬为一体，号称郑学。“既不谈思想，也不谈政治，止是一种烦琐的训诂学，在大混乱的时代，郑学正适合儒家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因此流传很广，而且很久。”[12]（P200）
    对作为宋学系极盛时代的两宋时期，范文澜除了从学术自身演变的角度论述宋学的产生与发展外，还结合当时的政治局势予以补充。他指出五代篡弑剧烈，人伦大坏，尤其是君臣一伦几乎不再存在。赵匡胤篡夺称帝，竭力奖励儒学，试图建立严格的儒家三纲五常，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因此，崇儒成为宋朝的国策，后世历代皇帝都继续执行，儒学发展之势不可遏止。也正因为统治者崇儒的目的在于重建三纲五常，因此“宋人道学尽管高谈心性哲理，着重点只在‘伦常’上面”[5]（P64）。宋学的重点是春秋学，因为《春秋》是孔子讲名分（纲常）的儒家圣经，孙复创立宋学的规范，抹杀《春秋》一部分的“攘夷”大义，只讲尊尊（君臣）亲亲（父子），有利君父片面的伦理，“此后任何统治者（包括入主中国的异族）把表扬宋学，当作急务，原因就在这里”[12]（P643）。
    对作为新汉学系极盛时代的乾嘉时期，范文澜同样注重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方面分析其给新汉学带来的影响。康熙时代对汉族实行的收买政策，到雍正以后，转变为屠杀政策，如文字狱。“一般士大夫在威胁利诱之下，应考做官，种族意识早已消灭。他们继续发展清初的复古运动，却失去‘实用’的意义”。研究古代训诂制度，连篇累牍，烦琐曼衍。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人民革命。中日战争以后，新官僚与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从上而下来挽救中国。范文澜认为这些纷繁复杂的局势反映在经学上，使得其呈现大混乱状态，新汉学系的古文学派、今文学派以及宋学系各派冲突不断，“五四”以后，“因封建残余势力的益趋没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不革命，而陷入末路”。“既然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它的上层建筑之一的经学，当然不能无根而生存。”[5]（P72）
    （二）以唯物辩证法总结经学发展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主张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范文澜提出汉学、宋学与新汉学之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宋学讲求心性哲学，着重纲常伦理，是对讲求训诂名物、五行谶纬的汉学的否定；新汉学重新讲求训诂名物，则是对空疏浅陋的宋学的否定。但新汉学与汉学，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前进的发展”。因为汉学目的在致用，发展古史为经学；新汉学不讲致用，发展经学为古文（考据）。经学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而“发展就是各对立方面之间的斗争。有斗争才有发展”。范文澜认为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5]（P47）。这正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关于经学的矛盾斗争，范文澜强调既有经学内部不同派别，如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也有经学与其他学派，如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5]（P47）而且，这些斗争都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具体到不同时代，斗争更加复杂。如两汉时期经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是最主要的，但西汉也存在经学与黄老、刑名之间的斗争，后来阴阳五行化的经学战胜黄老、刑名，取得实际的独尊地位。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经学内部先后存在郑学与王学、南学与北学的斗争。郑学采取今文长处（混合谶纬）融入古文，遭到纯古文经学的王学的攻击。王肃经学虽然不比郑玄差，并有外孙晋武帝的帮助，但王学仍然归于失败，范文澜认为“郑王斗争是守旧派与改造派的斗争。守旧派一定不能战胜改造派”[5]（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