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以《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而著名于世。王夫之则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史学评论家，他的史论著作很多，如《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但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他晚年所写的《读通鉴论》、《宋论》则更是比较系统的史论巨著。由于《读通鉴论》是王夫之的史论代表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思想政治倾向；特别是此书是王夫之在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后因读史有感而写成的，这就为我们比较两位史学大师的史学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依据。而认真探讨两位史学家史学思想的异同及其产生异同的原因，对于人们认识我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有感于此，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
    一
    王夫之与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概而论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提倡直笔写史的实录精神相同。
    司马光的实录精神渗透在《资治通鉴》的文字记载中。一方面，《通鉴》对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能给予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如南朝刘骏（宋孝武帝）以下诸帝的荒淫、残暴和贪侈，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宋书》、《齐书》多加隐讳，《通鉴》却大书特书，揭露得淋漓尽致①。即使是象秦皇、汉武这样杰出的皇帝，《通鉴》在叙述他们的功绩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宦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的过失，并给予严厉的抨击②。另一方面，《通鉴》在记载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时，也保留了不少真实情况。如李渊起兵，号称“义兵”，唐太宗史称令主，《两唐书》颂扬备至。而《通鉴》则载太宗（秦王世民）“屠夏县”和其部将罗士信屠千金堡③；同时又大书“窦建德在洛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④。两相对比，何等显明！其它如对陈胜、吴广和赤眉、绿林以及黄巢等农民起义的记载等都要比正史完备生动、真实可靠。
    王夫之的实录精神则更为鲜明。首先，他是抱着“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决心去研究史籍和各个学派的学说的。其次，他提倡历史必须是信史，认为“人之可信者，不贪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传不可为之事。……君子以敦实行、传信史、正人心、厚风俗者，诚而已矣”⑤。认为如果著史、论史不能实事求是，照实直书，而是违背历史的真实，甚至伪造历史的话，这样的史著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贻误后人，为害极大。因此他着重指出：“淑诡之行，矜夸之说，荧惑之下，饰大美以鬻名利，天性受诬而人纪以亡，读史者又何艳焉”⑥。再次，他认为写历史必须公正，不能挟带私心。他说：“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⑦；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史籍名著，向有“良史”之称。王夫之此论是否公正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却可以从字里行间窥见王夫之是多么看重史学家的“公正无私”！
    二是对传统的“正统论”看法基本相同。
    正统之说，滥觞于西汉中叶以后，至东汉，逐渐形成了“五德相生”与“正闰”之说。班固以汉承尧运，而以秦为闰，成为正史中最早论正统者。魏晋南北朝时，长期分裂割据，割据诸方均自称正统，斥他方为僭伪，又都从五德相生说中寻找根据，从远古圣王中认祖先，这使五德正闰之说更加泛滥。司马光对传统的“正统观”颇为反感。他认为，“正闰”之辨，“皆私己之偏论，非大公之通论”⑧。这是因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位，而其余皆为僭伪哉”⑨？因此，司马光明确表示自己著述历史的原则：“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⑩。
    王夫之则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的“正统论”。他揭露那些窃天下者制造“正统论”的虚伪性。认为曹氏父子窃天下之后，“假邹衍五德之邪说与邓歆历家之绪论，文其波辞”（11），以论证自己得位的合理，这是“正统论”得以流行的历史背景。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揭示出历史的真情：各个朝代之间，只有治乱离合的更迭，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统系”，更没有什么“正统”可言。他说：“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离而合之：合者不继离也；乱而治之，治者不继乱也，明于治乱合离之各有时，则奚有于五德之相禅。则取必于一统之相承哉”（12）？因此，他断然否定“正统”的存在：“有离，有绝，固无统也，而又何正不正邪”（13）？
    可见，司马光和王夫之对传统的“正统论”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三是都具有反对蒙昧和迷信的无神论思想。
    司马光历来认为读书行事，应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14）。因此，他对于历史上的怪异迷信传说，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如以往史家多传言张良“从赤松子游”，“学辟谷木”。司马光予以驳斥：“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15）。他认为张良只是处在功名难处之际，才“托于神仙”，“明哲保身”（16）。另外，旧史五行志中记载许多有关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一类的事情，这些大都起源于阴阳家之说，司马光对此一向持反对态度，“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17）。所以，《资治通鉴》很少记载灾异、符瑞等不着边际的事。偶有记载，都是另有寓意。
    王夫之同样反对史书中记载邪妄，以附会人事，认为风雨晦明等天象变幻都是自然现象，与国家命运、人间祸福毫无关系。他指出“人有生则必有死，国有兴则必有亡，虽百世可知也；恶用此哓哓者为”（18）？王夫之还敏锐地看到灾异迷信思想对社会风俗的恶劣影响，认为若听任灾异迷信流行天下，“即令上无暗主，下无奸邪，人免于饥寒死亡，而大乱必起，风俗淫，则祸眚生于不测，亦孰察其所自始哉”（19）？
    四是对农民起义的看法大致相同。
    一方面，两人都仇视农民起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用“盗”、“贼”、“寇”等形容农民起义者，称农民起义为“祸乱”。而他记载农民起义，则是为“穷究治乱之源，上助圣民之鉴”（20）。王夫之在其著作中也咒骂农民起义是“祸害”、“横流”。他曾作《九砺》，流露出对农民起义军非常仇视的情感，叹惜自己“利剑不在手，恨不与俱碎”（21）。
    另一方面，两人在分析农民起义的原因时，又都认为是“官逼民反”。如司马光记述陈胜、吴广起义，用“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等数语，说明了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又用丞相冯去疾、李斯等人的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22）等语，进一步说明赋役繁重、民不堪其苦是导致起义的重要原因。王夫之也认识到农民起义完全是由封建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逼出来的。他在分析唐末农民起义时说：“货积于上而怨流手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黄巢一呼而天下鼎沸”（23）。为此，他认为要防止农民起义，必须改变“剥民以致盗”（24）的腐败政治，实行“严以治吏”、“宽以养民”（25）的方针。
    可见，王夫之和司马光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来评判农民起义的；同时又都能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醒头脑来剖析农民起义的原因，从而力图以此使地主阶级避免遭受农民起义打击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