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总的情况看，王夫之与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比较，相同的比较多，相异处也不少，这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从相同方面看。首先，王夫之与司马光都受到我国古代优秀史学思想的熏陶。我国古代史学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倡导“直笔”写史，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曾为千古称道，这不能不对司马光和王夫之产生深刻的影响。其次，司马光和王夫之都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而他们反对言鬼神之事，反对“五德正闰之说。”司马光从总的来说是一个唯心主义史学家，但他的思想中也有不少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因而能对灾异、鬼怪之说持怀疑态度，并能以功业论的正统观代替传统的神秘主义的正统观。王夫之则是众所周知的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使他能够彻底揭露灾异、鬼怪之说和传统的正统观的虚伪本质。再次，司马光和王夫之的阶级立场相同，使他们能对农民起义问题有基本相同的认识。两人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思想家，他们站在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不能不使他们反对、仇视农民起义；又由于他们著史、论史有着求实精神，从而又在探讨农民起义原因时，又不能不得出“官逼民反”这一符合历史实情的结论。
    从相异的情况看。第一，两人的政治观点不同。在北宋中期地主阶级内部掀起的变法运动中，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这种反变革的思想较多地反映在《资治通鉴》的史论中；加上司马光的思维方法有很多形而上学的东西，使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具有明显反变革的守旧特征。王夫之生活在明末，他亲眼目睹了明末政治腐败带来的严重危害，因而他积极要求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主张。加上在思想方法上，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而在史学思想上王夫之具有明显的“趋时更新”的历史进化观点。第二，写史、著史的直接动机不同。司马光在洛阳撰修《资治通鉴》，是在北宋最高统治者宋神宗的直接关怀下写成的，宋神宗给予他的优厚待遇，可谓空前未有。不但赐予御府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并经常派人去慰问（56）。这使司马光感激不尽，因而《资治通鉴》也就突出地体现出史学主要为封建皇帝服务的思想。王夫之论史不是受谁指派，也不必感恩戴德，他是为“推本得失之原”（57）、“述往以为来者师”（58），因而，在他眼里，史学的社会作用自然宽广得多。第三，生活经历不同。司马光受儒家影响很深，笃信儒学，强调孔孟之教，且历官较多，后至宰相，接触的主要是社会上层人物。所以，他评判历史的标准主要是看对封建大地主阶级特别是这些人的最高代表封建皇帝是否有利。王夫之是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接触中下层人士比较多，特别是他晚年遁迹乡野、长达40余年，过着贫困的生活，他所谓“短襟自寒，朔风摇缸。岁暮薇枯，饥谁与同”（59）？是对自己贫困生活的描述，由于他长期与乡间农民生活在一起，因而他懂得下层劳动群众的一些疾苦，了解他们的一些思想要求，这是他“民本”思想得以形成的基础。第四，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司马光所处北宋中期，虽然交织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但北宋还不象南宋，阶级矛盾仍占主导地位，北方辽，夏的侵扰尚不如后来南宋时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当时的北宋尚处于攻势地位。王安石变法时，曾加强攻势，任用强将，招抚羌人，收复河湟旧地，设置了熙河路。在反击西夏的战争中，又取得了米脂、浮屠、葭芦、安疆四寨。司马光却认为“中国未治，而侵扰外域，得少失多”（60），一再主张“息征伐之谋”（61）。可见，在当时司马光一直重视解决国内阶级矛盾，而比较忽视解决民族矛盾。王夫之所处的时代，则是明清之际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复杂，特别是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崛起，民族矛盾暂时居于主导地位，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些情况不能不给王夫之以极大的刺激和影响，从而使他产生激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这是他在评价历史时将民族大义置于一切道德标准之上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在比较司马光和王夫之的史学思想之后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一、王夫之和司马光两人都对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二、两相比较，无论在历史观点还是思想方法上，王夫之都比司马光略胜一筹。三、这些差别主要是历史条件造成的。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明、清之际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使王夫之能运用较多的科学知识观察、分析历史；同时，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这使王夫之有条件对我国古代史学思想加以系统地总结、清理。此外，王夫之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在哲学上造诣极深，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有助于他在史学研究时看问题更为深刻！
    注释：
    ①②③④⑧⑨⑩（15）（16）（22）（24）（25）（27）（28）（44）（45）（52）（53）《资治通鉴》卷128，22，188，188，69，69，69，11，11，8，10，8，221，57，291，7，2，247。
    ⑤⑥《宋论》卷2。
    ⑦《读通鉴论》卷3。
    （11）（13）《读通鉴论》叙论。
    （12）（18）（19）（23）（31）（32）（33）（34）（35）（36）（37）（38）（46）（48）（49）（50）（51）（54）（55）（57）（58）《读通鉴论》卷16，2，5，26，19，19，20，20，28，5，5，10，24，26，14，14，30，19，26，26，卷末，6。
    （14）《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3，《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
    （17）《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5，《葬论》。
    （20）司马光：《戴赐通鉴表》。
    （21）《忆得》。
    （26）《司马温公文集》卷74。
    （30）《思问录·外篇》。
    （39）（40）（41）（56）《进资治通鉴表》。
    （42）（43）《读通鉴论》叙论四。
    （47）《诗广传》卷5。
    （59）《五十自定稿，杂咏》。
    （60）（61）《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