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解放思想紧密相连的是一种将人类历史看作独一无二的进步过程的历史观念。其进步理念就和上述“人的理性”这个概念一样，也包含了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对于孔多塞而言，进步就是实现人人平等和自由，实现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两方面互不排斥，相互补充。孔多塞代表的这种进步理念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其核心却是民族中心主义，因为这种发展进步只发生在世界的局部地区，即西欧和北美地区，从这个角度出发，18世纪及随后19世纪的文明只等同于西方文化。言之既此，隐藏在启蒙思想的世界观内部的矛盾也就昭然示目。孔多塞理解的进步应该是面向世上大众的，也就是说，即便在非西方世界也不可以有奴隶和下等的社会阶层，因为规范的理性观念以人人权利平等为前提。对于已经最大化地实现了人权的西方文化来说，其未来目标是帮助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摆脱专制统治、消除愚昧和迷信以及摆脱贫困。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其内部对于人类平等和不平等这个主题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新型的经验人类学，尤其以18世纪后期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克里斯托夫·迈内斯（Christoph Meiners）所推行的极端形式为代表，试图根据测量人颅骨的方法制定出一套科学的种族理论。照此理论，白色人种应该是最上等的种族，黄色人种次之，黑人处于最低等的位置，几乎和动物没区别。⑧
    至此，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念明显地透露出了其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规范性地认同人性尊严，另一方面却迫切地希望运用科学武器统治整个世界和人类。到20世纪下半叶为止，这种进步思想一直是整个西方历史观的核心部分。它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几乎所有当时的政治流派都遵从这种进步思想，其中既包括国家主义思想家如黑格尔，新自由主义学者如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又包括一些社会主义者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现在需要严格地区分一下文化民众和自然民众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后者的生活状态便是通过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众多展览品得以再现。一方面，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众人眼中虽然是不同的文化民众，但是另一方面，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认为中国和印度从文化起源以来便停滞不前，处于“永远的停顿”状态，根据他的格言，“只有上帝才知道世界历史”，即每个历史时期都是上帝决定的，认为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充其量也只是一部自然史。此外，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非洲黑人不可能发展一种独立的文化。马克思还指出，亚洲的生产方式拒绝进步，无法摆脱东方特有的专制政体。同时黑格尔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世界史与西方文明是完全等同的。自从18世纪以来，这种对待亚洲和中东文化的态度在欧洲思想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7世纪末，莱比尼茨（Leibniz）还在大谈欧亚大陆上有两种巨大的势均力敌的文化，即欧洲和中国，⑨然而在18世纪就出现了一种学术流派，后来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⑩将其形成历程称为“东方学”。那时，西方视角中的东方在诞生之初是一个历史褪色的国度，中国和印度也就相应而言是没有历史的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对古希腊罗马历史开始了重新审视。如果说，在此之前西方文化总是试图在埃及和近东地区的文化里面找到根源，而此刻，古典语文学却一再强调印度日尔曼及希腊文化的独立性。（11）
    纵观上述不同时期的西方主流历史观点，其根本理念都不约而同地锁定在现代化这个概念上面。不过，这个术语直到20世纪很晚的时候才出现。在很多方面，现代化与合理化这两个概念的含义相互叠合，就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在西方世界才存在一种将现实简化为抽象概念的理性思维，它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众人所知，科学因此是西方世界的一种产物。韦伯把西方历史看成是一个合理化过程，在它的每个结构中，抽象的理性思维完全不受种族或者宗教观念的影响，大行其道向前进。这里所谓的合理化我们可以等同为现代化。不管是马克思、罗斯托（Rostow）还是福山（Fukuyama），他们尽管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却一致认为，扎根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壮大，因而现代化转变成全球化。
    至此，我们都游离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讨论什么是启蒙运动、现代化和合理化。但是这些话语并非纯地悬浮在空中，它们都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曾几何时，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征服了世界，归根结底，这些都是现实力量对比的结果。假如没有资本主义，没有现代国家和现代科技的出现，欧洲世界要想在欧洲之外的世界扩大影响力便是天方夜谭。
    对现代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真正始于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一直受到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批判。两者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一样，不过前者源自于西方学者的作品，后者则归属于非西方学者的作品。这些学者出身于昔日的殖民地国家，其中，尤其是印度的从属者研究（Subaltern Studies）和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Dependencia Theorien）为解释这些地区的落后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在这些批判中，受到质疑的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比如资本主义起着什么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因为它从根本上而言涉及到了西方社会的精神实质、真理观念和历史哲学。
    就像西方学者曾经勾勒出了一幅静止的东方景象一样，我们的脑海中现在也极有可能浮现出一幅静止的、固不可分的西方和现代主义景象。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如上所述，批判的核心问题主要集结在启蒙思想的理性概念。一种源于西方自身视角的批判观点也将矛头指向了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概念，其典型代表就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61年出版的早期作品《疯狂与文明》（Geschichte des Wahnsinns），这部书依旧充溢着纯粹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像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一样，福柯也遵从启蒙辩证法的思想，即启蒙根本意旨在于去除外界的魔咒，解救人类；但事实上，启蒙身体力行地开拓了一条通往权力归一并最大化的道路。照这样看，现代世界和启蒙的破坏性和非人性集中体现为，它们将一切形式的非理性排除在外，希望假借理性之名合理地统治人的生活。因此，不但人的主观性被摒弃，而且现在还温顺服从地置身于权威和暴政的宰制之下。一个中世纪的农村傻瓜在他的村落里尚能找到一席之地赖以生存，相比之下，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却会因为违背了社会规范而接受制度化教育，甚至被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最初作用只是监禁，随着精神病学--其奉行的宗旨是治愈一切被归结为精神病的不服从行为--的出现，它变得越来越危险。换句话说，精神病院就是要剥夺人的个性和特性。业绩强迫症相应地成为社会生活的标准规范。在17世纪，奉行新教和天主教的社会里百姓生活贫困，犯罪行为肆虐，凡是犯法的人都要被烙上一个烙印以示惩戒。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要求这种以恶治恶的惩戒方式必须被取缔，取而代之，人性地对待和感化这些罪犯会有助于他们重新回归社会。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却更具灾难性，因为他们被迫将这个社会的各种规范同化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某些方面，福柯虽然继承了启蒙思想中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他歪曲了这个观点。原本强烈地渴望创造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结果在他身上走到了极端的对立面，即人都丧失了人性。虽然几乎福柯所有的作品的结构都具有历史的特点，但是他将这种历史意识视为超现代社会的优点。在很多方面，福柯的现代主义理论可谓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持有与福柯相似的观点，即历史意识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优点，“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的优越性反而应该更准确有力地让人信服这一点。”（12）
    现在，我想深入地探讨艾胥司·南迪（Ashis Nandy）（13）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在他看来，曾经统治欧洲及后来的欧美世界一时的历史思想构建了殖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对历史科学性的信念是殖民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思想。然而，所有其他社会和文化对历史的理解却与此信念完全不同。在南迪眼中，从近代早期发展到高度发达的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历史都未曾中断，始终得以延续。虽然曾经被统治的殖民地纷纷获得主权独立，但是殖民主义并未随着这种表面上的独立停止作用，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继续统治着非欧美国家。西方人把殖民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其根源从他们对现实的世俗化态度中不难找到。其实这种态度自培根（Sir Francis Bacon）以来便成了西方思想的特点，它完全打破了神话，只承认历史的一种形式，即客观而科学的历史。传统启蒙思想的前提是“历史是完全等值地、真实地再现过去，即没有任何过去游离在历史之外。”（14）而现代的历史观仅仅认识一种历史进程，它曾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化过程推波助澜，而最终的发展趋势将是世界欧美化。南迪将批判矛头不但指向了西方世界这种片面的进步思想，而且还批判了西方人特有的历史意识。在他看来，这种历史意识之所以极具西方特色，是因为在其他文化里面，历史是一幅内容浩瀚、形式多样的景象，其中还有神话和传说穿梭的身影。所有为历史寻找一个科学的基础的努力最终都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暴力。南迪宣称，斯大林假借“科学的历史思想”之名将两千万俄罗斯人送上了死亡之路。（15）在此，南迪不经心地混淆了两种事物：一是缺乏任何经验检测的目的论历史哲学；另一个则是历史学家致力于摆脱神话的影响，使历史认识不被歪曲。同尼采和海德格尔一样，南迪也为生命世界受到所谓的“科学世界观”侵袭而感到惋惜：“今天，本世纪最后的十年里……我们变得年迈，疲惫不堪而又更加睿智，我们能有勇气断定，文明的主要问题与理性而又矛盾的迷信毫不相干，与之相关的却是现代思想的理性概念。”（16）非西方文化中开放的历史观，比如印度、既能够选择性地重建历史，又能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忘记历史；这样，历史给现实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南迪在文章中只字不提神话在维护政治暴力和民族固定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南迪来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是造成20世纪暴力横溢的主要元凶。而与两次世界大战、种族冲突和种族大屠杀相比较而言，现代化及全球化--他称之为“现代世界主义”--造成的危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场“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中，许多人无形中成为牺牲品和难民，其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了本世纪所有大规模的血腥冲突。（17）同时，南迪却掩盖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才被人质疑的印度传统社会特有的压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