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充满矛盾的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上来。除了我们知之甚少的少数几个与世隔绝的原始社会之外，人类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个社会和文化不是建立在压迫群体，尤其是压迫妇女的基础之上的。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不管是在近东、南亚、东亚、欧洲，还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北美和南美，或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些地区的所有大型文化都体现了这种等级制度；而且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哲学和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宗教，如印度教、儒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一证明了这些压迫和等级制度的存在。启蒙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声宣告了人人不仅享有宗教平等权利--正如耶稣在山上对门徒提出的教训那样，而且在社会、政治上的地位也完全平等。人人平等也就变成了启蒙运动的一项原则，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庄严地宣告了这一点，却几乎从未将它付诸于实践。比如华盛顿和杰弗逊（Jefferson）就是奴隶主。人们不仅期待着政治权利平等，而且还要求社会和文化权利平等，妇女在这方面的呼吁尤其强烈。从早期的现代主义批评家开始就提出的观点，即现代世界废除了人类的自由和个性，虽然被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柯再次强调，但却无法得到众人的支持。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逐渐分崩离析，传统的标准和制度纷纷被瓦解打破，这一切大大促使了人们获得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多的机会，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个性化地生活。但是这种自由也将他们的生存推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即对自己的生活作决策，而这种决策在以往随大流的社会生活中还前所未有。
    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包括亚非地区反殖民主义斗争，如果没有启蒙思想和现代主义的原则作为行动纲领是难以想象的。自18世纪以来，人人平等的思想逐渐成为现代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现代思想同过去的传统历史相互碰撞的过程，也就不可能出现我们眼下所看见的现代印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殖民主义也促进了自己的垮台。反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和倡导者都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他们一方面不懈地努力，让自己的祖国摆脱西方世界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统治；另一方面，考虑着实施西方的一些思想，比如民族国家，这些思想早就不再局限于西方社会，它们在此期间早已遍及全球。
    启蒙思想之所以表现为矛盾不一，正是基于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事实，即它们提出的要求并不只是纯粹的话语讨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反映当时权力关系的社会结构之中。（18）没有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最高目标是以最为理性的方式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将道德规范或文化规范置之不理，同时，人就成了实现经济理性化的牺牲品。但是现实中这种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存在。世界市场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全球经济掠夺，这种掠夺一方面如果没有现代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绝大多数为民族国家的形式，但也有例外--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也要求对现实保持理性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理性态度才发展出了后来的现代科学，其规模和形式在其他社会和文化里都属独一无二。这些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的进步并不仅属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因为它们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上，即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这种进步也就成了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欧美世界与昔日的殖民世界之间的界限完全消退了。难道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后殖民主义时代吗？随着旧殖民地的政治独立，殖民主义表面上结束了；但是至少在经济领域里我们可以这么说，当然还有在文化领域里，旧殖民世界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影响与以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谈到现代主义时，人们不禁立刻把它等同于“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的发展”，这种想法不能那么轻率地就加以驳斥，就像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判那样。事实上，是有一种现代化过程，它同时也是全球化的过程，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资本主义。在一些人看来，谁要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现代的西方社会自近代初期以来就身处现代化的漩涡之中，至今仍未结束，那他就是盲目的。但是这些人忽略了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因为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民众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一直把现代化带来的进步片面地看成积极的、指导性的因素，而我们从今天的辩证法角度来看，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现代化过程所包含的两面性。一方面，在一个日益现代化的世界里，启蒙思想的最高目标通过多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框架内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内的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以及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与以前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目前它们的数目并不多--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全球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调平静的过程。在欧洲的心脏地，我们曾描述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都一再遇到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结构的顽强抵抗，法国大革命的崇高目标“自由民主”只能很缓慢地被逐一贯彻，其中还经历了不少重大的倒退和挫折。继19世纪中、西欧地区的犹太人解放运动之后，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反犹太主义及二战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在欧洲境内的经济和政治界线被跨越之时，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如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近东、阿富汗和斯里兰卡以及非洲，血腥的种族冲突却给人们带来了浩劫。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分子和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恰好同世人断言的更人性化的、更理智的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吗？纳粹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究竟是现代化的变异形式，还是用现代权力手段形成的完全脱离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返祖现象？
    可以肯定，根本没有纯粹的现代化或者全球化。尤其在过去的30年里，历史编纂学特别强调文化因素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和变迁中的影响作用。例如，自20世纪20年代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发表早期作品以来，至70年代，历史编纂学偏重从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阐释法国大革命，而在最近30年里，更多地把它看成是话语讨论，其中的一些文化现象，如语言和象征，相对地独立于社会和经济结构，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历史编纂学也逐渐意识到了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以及这种地区特性的作用，比如，西西里岛和南加利福尼亚的现代性便呈现不同的风格，甚至在这些地区内部，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显然，这些差异在非西方世界更大，遇到的阻力也更多。在整个伊斯兰教社会，印度，以色列以及奉行新教的北美地区，我们都无法避免原教旨主义，它极力反对现代化趋势，或者想给这些不同的现代化变体换上另一种社会形式。
    这一切对人类科学，尤其对后殖民主义或者所谓的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历史学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已不能像40年前那样编纂历史。那时，一种社会学取向的历史学取代了19世纪出现的具有历史主义倾向的古典历史学。后者反映了前工业和前民主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把注意力聚焦在“创造历史”--引用特莱希克（Treitschke）的话来说--的国家和伟人身上。1945年后，历史学转向社会学领域，分析研究结构和过程，从而颠覆了以往侧重研究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学。但是这两种历史学观点具有同样的两条基本前提，即它们认为，历史编纂学和真实的过去具有直接的一致性，历史对它们而言主要集中在欧洲或欧美地区。同时，这种社会学取向的历史学也倾向于把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历史同等重要--视为凯旋般的胜利，却完全忽视了胜利背后惨痛而巨大的牺牲。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对这种历史学观念及其断言的科学性要求已经提出质疑，指出并不存在统一的历史，而是多样化的历史，每种历史都由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及其意识形态前提来决定。另外，这种批判还强调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永远不能像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映照过去，而是必须先被历史学家建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这两点上的批判是有道理的。然而，一些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极端形式有时导致了彻底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它全然否定历史的关联性，同时也否定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分离。“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19）完全有理由表明语言在历史认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观点的激进代表者，如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20），接着又转向了另一种立场，即根本不存在历史现实，我们理解的现实完全是语言的产品。利奥塔（Lyotard）和鲍德里亚（Baudrillard）强调历史纯粹是一片混沌，任何在其中寻找意义的尝试只会助长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些批评并非毫无根据，只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远比历史主义取向的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所理解的那样复杂得多，也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两者均以某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为前提，社会学--尤其是二战之后最初的20年里在美国盛行的--认为西方国家战后时期推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规范性的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也遵循这种基本前提，采用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进程观点，只不过在历史进程的开端问题上和西方理解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