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历史学家中，甚至在所有历史学家中，修昔底德也许都是最不能称得上是历史学家的，因为历史学家首要的工作便是记述过去的历史，而修昔底德却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开头，他就说道：“因为时间的久远，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关于此前和更早发生的事情。”[1] 于是对他而言，就只有当代的历史才是可能的，这也是他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当代主题的一个原因。依此而言，按照现代的标准，修昔底德当然更多地会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他都被看成是历史学家的榜样。早在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ton hapanton kratiston ton historiographon），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kanona tes historikes pragmateias）[2]。在他去世后不久，立即就有人开始续写他生前未能完成的历史著作，色诺芬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希腊史》（Hellenica）记叙公元前411至公元前362年的希腊历史，是修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众多续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出生于克俄斯岛的历史学家提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所撰《希腊史》，也是修昔底德的续作，它从修氏搁笔的公元前411年记起，至公元前394年的克尼多斯之战止①。据说某个克拉提普斯（Kratippos）同样续写过他的著作，而1906年在埃及纸草残卷中发现的《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Hellenica Oxyrhynchia）② 很可能也是修昔底德历史的续作。不仅如此，他还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波利比阿、李维、塔西佗等，以至于他们在写作历史时，也像他那样着重叙述政治和军事史③。
    修昔底德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的榜样，并不是因为其文风受到普遍欢迎与赞赏，相反，一些古典作家如狄奥尼修斯对其晦涩的文风及其著作的体例明确提出过批评；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严谨的作风和对历史记载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西塞罗明确指出，历史写作的首要法则是不折不扣地记载历史真实，并认为在这一点上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的表率[3]。在一篇题为《论历史写作的方法》的史学批评论文中，公元2世纪初期出生于叙利亚的希腊文作家琉善甚至认为，是修昔底德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法则，即“如实”（hos epraxthe）而书的法则[4]。即连对其文风提出批评的狄奥尼修斯，也不得不对他求真的作风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道：
    我们认为历史是真实的祭司，他（修昔底德）最为关注的是记录事实，既不妄加，亦不隐瞒，更不恣意于写作之需，以无可挑剔的原则，避免了所有的怨恨与奉承……[5]
    近代以来，随着客观史学的兴起，修昔底德更是备受推崇，被视为“科学”历史学的第一位大师，只是到了兰克，才有人能与之匹敌④。
    的确，修昔底德可能是古典历史学家中至为严谨者，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所阐述的史学方法论中。修氏的方法论至少包含了史料批评和研究批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此种方法仍然为现代史学研究奉为圭臬。在史料批评方面，前面已经提到，修氏认为因为时间久远和史料缺乏，对过去的历史无法进行可信的记叙；即使是对当代的历史，亦须详查史料的可靠性，而且最好是自己亲历亲见。他论述道：
    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6]
    而对于现有的历史研究，修昔底德同样持严谨的批评态度，特别是对希罗多德：
    其他的希腊人不仅对过去鲜有记忆的许多事情、而且对当代的许多事情都存在错误看法。例如，他们认为斯巴达人的（两位）国王各有两票，而不是一票⑤，而且认为斯巴达有一个皮塔纳特军团，事实上它从未存在过。因此许多人并不潜心探求真实，而是倾向于接受现存的说法[7]。
    虽然修昔底德从未直接提及希罗多德的名字，但有理由认为，在此他主要批评的是这位先行者和竞争对手。因为希罗多德的确记载说，斯巴达国王在长老会议中拥有两票的投票权，并且相信斯巴达有所谓的皮塔纳特军团[8]。当然这并不是说，修昔底德全盘否定了希罗多德，正如芬利所指出的，他选择从后者结束的地方接着记叙希腊世界的历史，恰好表现出了对这位先行者的肯定和崇高敬意[9]（p. 15）。
    无论如何，修昔底德的严谨作风与求真精神即使对于现代历史学家来说也堪称楷模，而且他的方法论也基本上仍然受到现代历史学的遵奉。然而问题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自己制定的原则，做到了客观真实呢？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客观真实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理由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修昔底德生活在战争期间，亲身参加并指挥过战争中的部分战事。在战争的第七年（公元前424年），他曾担任将军一职，并受令率军救援被斯巴达军队围困、位于希腊北部的雅典殖民城邦安腓波利斯[10]。不过他领导的这次行动并不成功，他本人也受到流放的处罚。这使得他有机会着手他的写作计划，对于这些有利条件，他本人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
    我本人一直记得，从战争的开始直至结束，许多人都说它要延续三个九年。我历经了战争的全过程，且已成年懂事；我用心体察，以便准确地了解情况。恰巧在指挥安腓波利斯之战后，我遭流放离开我的城邦二十年；期间我了解到战争双方的行动，而且由于流放在外，我对伯罗奔尼撒一方的行动同样了解，（流放的）安宁使我了解更多的情况。[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