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生理上的近亲繁殖，国人已知其害；政治上的近亲繁殖，行者不觉其非，此为民主观念比科学知识在中国普及更难之一证”。行者并非不觉其非，不过是利益所驱罢了，为了煮熟自己的鸡蛋，不惜烧毁他人的房子，害的是民族前途，利的是个人身家。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政界，近亲繁殖只会结出面目可憎的怪胎，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实的公仆。中国有家臣的传统而没有公仆的传统”。可谓一言点中命穴。朝廷需大臣，皇上有宠幸，无数个小朝廷小皇帝当然也得配备自家的鹰犬，何况家臣这种货色向来是供大于求的。传统的阴魂驱而不散，有家臣横行的舞台就不会有公仆生存的空间，在家臣竞相效忠的国度，忠实的公仆只能是草民的奢望。一部廿四史不就是一部封建家臣的折腾史吗？
    当然，再忠实的家臣，在主子眼里无非是走狗一条，随时可以弃之门外，依附的悲剧史不绝书。因为“虚伪换来的只能是虚伪，如果虚伪获致了忠诚，那是忠诚的眼泪”。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往往也是最不忠实的猢狲，一朝大树倾倒，逃得最快，反噬最凶就是那只当年最“忠实”最得宠的猢狲，反戈一击的闹剧在“文革”中见得还少吗？西哲有言：“一个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却有无数主子--所有可能改善其处境的人都是他的主子。”
    对于传统，先生并不一概抹杀：“传统思想，在其开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为传统，它的惰性就越来越多。革命与改革在于对惰性的鞭打，鞭打的过了头，抛弃了其中的合理内容，传统又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起来。”他指出：“在新旧文化的递嬗中，有些不该剥落的民族文化被剥落了。”同样，对新陈代谢也不应做机械的理解，“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客观法则，拔苗助长的人为的新陈代谢却会给事物带来破坏”。“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然要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对于儒学，先生的评判也是一分为二的：“儒学是抗拒腐败的，但儒学的官僚政治是不可抑制的腐化剂。”“自己做错了是自己这一代的事，却要推到老祖宗身上去，又找到两千几百年前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身上去，因为事隔百代，尚有他们的社会基因。”
    至于那些以反孔或尊孔为晋身之阶的文化骗子，先生就毫不客气了。新儒学的某些拥趸奉孔子如天神，将儒学奉为通行天下的万应灵药，对这等似新实旧的冒牌货，先生下笔如刀，褫其华衮，示人本相：“这两年又来了一股新儒学的思潮，其实儒学已经‘新’过了好多代，这只能说它自身附会时代之新，决不是引导和发展社会之新。”“新儒学是时代和社会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时代和社会。”痛快！确实，在一个假货泛滥的年代，文化也需要打假，对那些打着新招牌兜售旧货色的文化贩子，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宗教的历史告诉我们，有信教的，也有吃教的，劝别人信，有时是为了自己吃得更好，而“最可怕的是旧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新的政治道德”。在先生的晚年，时代虽已步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但“文革”的阴影仍让人心有余悸，“左”的羁绊使人们动笔撰文常有“下笔如有绳”的感喟，《浮想录》只是先生对自己思想的记录，并不准备立即发表，所以其中一些议论更为放言无忌。如：“政治需要智慧，但又喜欢愚昧。”“‘开民智’是医治愚昧，尚服从是提倡愚昧，以革命的名义宣扬愚昧主义则是民族的灾难。”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其深刻之处：“伟人不相信神，但喜欢别人把自己说成神；人们并不喜欢特殊的人，但愿意接受神化了的人的统治。”“怪诞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因素，一是封建遗毒的再现，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形成的独裁制的膨胀。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来的，所以‘文革’是中外也是古今的恶性结合。”“政治家着眼于今天，哲学家看到的还有明天。毛主席是个伟大政治家，也是哲学家，在他的晚年把哲学的明天搬到了政治家的今天，所以我们又要退回来。”讲真话固然要有勇气，但更要有水准，淡而无味的真话是浪费唾沫。反思，反反思，《浮想录》以其发人深省的真话展示了一个思想者的胆识。
    当然，作为一个史学家，先生更擅长从历史的视角来投射对现实的关怀，“舢板与轮船不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而是历史进程的差别，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历史进程上的差别”。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还是历史进程上的差别？在讲究“特色”强调“国情”的时候，若能设此一问，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也可以不攻自破了。当然还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因为“不了解国情可怕，被国情俘虏更可怕”。
    陈先生主张：“要让历史自己说话，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他进而指出：“让历史说话，还是要通过史学家来说话：《史记》是司马迁在说话，《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说话，《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在说话。”陈先生的著述，就是陈旭麓在说话，尤为可贵的是他常能说出许多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一句平常的话，一个普通的看法，经先生略加点化，就会变得不同凡响。事物的发展螺旋式上升，本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先生并没有拿这个原理来简单地图解历史，而能独具只眼，看到“历史是螺旋地前进，我们的历史螺旋得太多了”。学力不济，难通古今之变；不具史识，谈何一家之言。文字功底决非文字技巧所能造就，笔锋的强健，凸显出思想的力度。
    做学问要超越他人不易，要超越自己更难。读先生的文章，会感觉到他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在溘然去世的前几年，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诗）文章的老成源于思想的精醇，读先生的文章，每每会为其中的神来之笔而叫绝，这种“神”是特定的时代和境遇，特定的气质和学养熔铸而成的。特定的东西无法复制，这种“神”难以口授心传，也是浅学后生很难企及的，望尘之余惟有心向往之而已。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诗）时代的激流，坎坷的人生，都可以在陈旭麓的著述找到它们的印记。先生明言：“要求做真人则可，要求做完人很难，因为世界上有真人，不一定有完人。”先生不是一个完人，却不失为真人，他对自己的苦恼并没刻意掩饰，《浮想录》时而也会透露出一个老人的苍凉之感：“‘逆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生，’只是青壮年的先生，对老年却是追不回的逝波。”他也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潜网而痛心疾首：“是是非非总折磨，为人为己两蹉跎。”其实做个真人也不易，真人容易较真，有时现实却让他们有理没处说：“说有理论工作者不讲理。其实不是不讲理，而是在编造理，或者他的理是以‘势’为转移。”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讲理实质上就是以势为理。理须学问，势则依权，以理可以服人，以势可以压人。然而，理之充分总不如势之强悍，心虽服理，行则服势，在病态的环境下尤其如此。“时代已经走出了中世纪，可比中世纪还狠毒的权力又回到了当代一些权力者的手里。”所以先生也不得不叹道：“在这个世界上，既要昂首做人，也要会低头处世，不会低头处世就得挨鞭子。”甚至不无凄楚地写道：“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说清楚的东西而不让你说清楚，那就沉默，永久的沉默。”
    当然，思想不会沉默，思想者也不会甘于永久的沉默，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更没有“自己折磨自己”。文章苦而后工，亦未尚不是幸事。“已谙世味应忘我，却念国殇总惜才。”在学子的身上，他看到了生命延续的曙光，以自己的行止和史笔书就了自己的墓志铭。学者以学问说话，史家以史著立身，先生晚年学术上的爆发正是对世道不公最有力的反击。
    人生在世，有穷有达，达不可有傲气，穷不可无傲骨，穷达之际，品位立判。《浮想录》的字里行间时时发散出一个湖南汉子的硬气：“宁可因反对而招人嫌，不要因乞求而招人嫌。”“当你被诬指为‘错误’的时候，你就坚持‘错误’走下去，以回敬那些貌似正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