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这句话现在已经给讲得有点滥了，甚至连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也常以此来自我标榜。说易行难，学者的“傲”，说白了就体现在他立身处世的现实取舍。
    “智慧与权力两者不可得兼，宁舍权力而取智慧，因为权力是临时的，智慧是永恒的。”取舍之间，操守自见。当然追求永恒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权力最难容忍的就是对权力的蔑视，而“智慧”即使无意，也难免让“权力”感到如芒刺在背。思想的锋芒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刺向权力的同时更易伤及思想者自身，“先行一步，便是异端。”“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列子·说符》）批判的武器往往会遭到武器的批判，这似乎是思想者的宿命，也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
    “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傲”。从司马迁到陈寅恪，这种“傲”如长虹贯天。从秦始皇到“四人帮”，他们要“杀”的也正是这股“傲”气。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穷”未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路，这种“傲”气的“代谢”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自吹自擂，得志猖狂，不是傲，只是霸，霸的背后是虚。据说陈先生曾不无幽默地调侃：“军阀，军阀，有‘军’才能称‘阀’。如今的学阀，没‘学’，照样也能称‘阀’。”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幽默的语气下隐含着对这种怪状的愤懑。瞧瞧满校园的大师博导，看看学术圈的一地鸡毛，泉下有知，先生又当作何浮想？其实先生对虚假繁荣背后的学术贫困早有预见：“把不配当副教授的人拉成了教授，教授的队伍壮大了，但在壮大中包含着贫困，这种贫困更可耻。”虽道可耻，这种“贫困”毕竟有其凝聚力，不愁没人趋之若鹜。不知这种现象算不算返祖遗传，百年前的一位狂人就曾说过：“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龚自珍《明良论》）
    鸿篇未尽，撒手人寰，先生不是没有他的遗憾。但较之坊间那些光鲜的“鸿篇巨制”，学术的天平必然倾向薄薄的《浮想录》。历史研究本来是复杂的脑力劳动，看着一套套“巨著”竞相问世，简直怀疑从何时起做学问已经沦为简单的体力劳动。一年年的项目招标，一件件的工程发包，搞研究蜕变为“掼砖头”“砌长城”，谈什么智与神，只看到笨而蠢。汤因比曾将《剑桥史》讥讽为工业化的产物。确实，从古到今，一流的杰作几乎无不出自作者的匠心独运，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锺书）。
    “历史学看来是探索过去，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现在与未来。”身为历史学家，在探究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同时，陈先生的另一只眼睛始终紧盯着现实世界的风雨变幻，关注着新旧博弈的未来走向。《浮想录》的字里行间浮现着一个仁者的家国之忧和天下之责。先生的理想是“以史经世”，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史论就是政论，这种以史学为底蕴的政治见解，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是邀名干禄的治安策，而是催人猛醒的解蒙药，影响所及何止一代学子，“作者把思想变成语言，读者把语言变为思想”。从而在新陈代谢的潮去潮来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浮想录》，寥寥数语，薄薄一册，但它何止是十年心事的随想随录，分明是一生治史的心得总汇。它称不上鸿篇巨制，也没有唬人的框架体系，但字字句句都让人感受到思想的穿透力。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几回读罢，掩卷难眠。
    “人物隔代，思想长流。”先生所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