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西欧，然后渐及于中欧、东欧，并经世界市场体系向全球扩散。资本主义的确立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由于各国社会的历史环境不同，各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是不同，以英、法、德三国为典型代表。这三个国家发展出三条不同的现代化路径，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不可能属于同一个类型。在19世纪中后期，相对于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而言，德国是属于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当于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德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以及所引起的阶级结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此同时，德国又是马克思的故乡、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基地以及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德国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关系。因此，本文拟从德国的现代化模式与中间阶级变迁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为当下的中产阶级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与经验。
    一、政治资本主义：德国模式与其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有学者认为，依据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从对国家和贵族的态度来分析，可以说英国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健型中产阶级，法国中产阶级是政治激进型中产阶级(至少其下层是如此)，而德国中产阶级则是政治保守型中产阶级［1］。这是基于对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英国的市民阶级是以相对温和的革命方式——光荣革命，建立了适应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君主立宪制度。而法国的政治激进型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发动了震惊欧洲的法国大革命，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不仅如果，还展开了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恐怖，最终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革命的雅客宾派和吉伦特派领导成员分别被杀），社会秩序也陷入混乱的境地。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其功能各有不同。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而言，显然是看到了英、法两国中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所以，在当时德国的法学与政治学界，参加论辩的双方——黑格尔派和历史学派，法的历史学派与理性学派。当时的改革是围绕法的问题展开，在德国，法的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的核心问题。年青的马克思也曾就法的问题试图建立一个体系，这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末完成的著作中，而法的历史学派后来都是影响德国政府政策的重要思想家。虽然在关于国家与法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上各执己见，但都主张在普鲁士君主和国家的领导之下实现社会的有序变革：黑格尔公开宣称，法的本质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普鲁士君主是绝对精神的代表；而历史学派则明确提出德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的问题，以反对英国的经济学所主张的小政府（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以及法国大革命中所主张彻底的社会革命和绝对的平等主义。正是因为德国的这种现代化发展之路，马克思批判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跪着造反，只能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认为现代化在经济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英国、在政治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法国，而德国则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代表。这些思想影响了德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使德国走出了一条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下进行劳资合作、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有利时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大公司和金融资本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培育了大量的中产阶级，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在19世纪后半叶迅速崛起，对英国的霸权形成了挑战。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历时100年左右，至19世纪中叶实现了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实现了工业化。法国的工业化从19世纪初开始，至1851年也开始逐步完成了。如果说，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后半期，法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前半期，则德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当为19世纪后半期的事，进一步说，则是1870年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才完成工业化的。
    在19世纪早期即马克思那个年代，德国由于长期处于国家分裂的状态，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从而导致类似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群体发展缓慢。在英、法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德意志民族还处在邦国林立的封建分裂割据状态，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仍保存着封建农奴制，工场手工业和零散的小手工作坊在德国全国工业中居主要地位，经济上不仅落后于英国，而且落后于大陆国家如法国、荷兰等国。正是由于发展落后，德国于1806年被法国所征服。拿破仑将所征服的德国领土统一为“莱茵联邦”，引入法国的商业法、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管理制度、教育制度、自由贸易等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以战争征服的方式，对德国输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黑格尔在柏林看到拿破仑骑马进入时，称之为“马背上的绝对精神”，意指拿破仑在当时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精神化身。
    对德国而言，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由于拿破仑战争而引发的，拿破仑的军队不仅横扫了德国，而且所到之处也给德国带来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为了反抗法国的统治，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普鲁士王国开始进行改革，以提高国家实力。1871年，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统治下，德国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由开明君主和容克地主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法国的现代化之路，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也与英法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同。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及作为其理论反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如斯密、马克思等人的论述中，资本主义常常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体系。而处于德国历史学派传统中的社会学家韦伯，受历史学派强调民族性、历史传统等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一个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不同的认识，即资本主义在各个不同的民族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主要可区分为三大类型、六种模式，即“传统商业资本主义”、“理性资本主义”和“政治资本主义”。其中，“传统商业资本主义”很早就存在了，它主要由系统的商业和货币交易形式构成；主要行动者是典型的商人；“理性资本主义”，也就是现在通常称之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下的现代资本主义，其主要行动者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领导下的现代企业，它指向市场机会的开发；而“政治资本主义”主要通过政治关系或直接的政治保护来获利，它可能既存在于古代社会，也可能存在于现代社会，其主要行动者是政治权威和经济寡头的操作者。韦伯通过考察，认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正是政治资本主义。
    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深化和法国大革命的进行，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经济力量逐渐成为整个的社会分层的主导性力量。这在当时的英、法等国比较明确，英、法等国的古典经济学中的阶级图式反映了这种社会分层理论，这也正是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的来源。而德国由于还没有完成这种社会转型，所以，以经济力量作为社会的分层并不明显，而这正是后来韦伯多元社会分层标准的历史起因。
    由于德国走的是容克地主领导的“政治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形成封建残余和现代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国家制度。德国的贵族把持了军队和政府高级官吏的位置，在“一战”之前，贵族在将军、上校等高级军官中占50%以上，在省长等政府高级官员中占83%，驻外大使及公使等高级外交官中占40%［2］。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资产阶级无法以英、法等国政治革命的方式获取政治统治权力，而只能采取与贵族合作的方式来分享政治权力，而开明的贵族由于受文化的影响（按马克思的说法，英、法两国的革命，德国人是在思想中完成的。德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也就是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发生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因此，德国在文化方面的革命比较先进）也愿意接受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则通过婚姻和受封等方式进入了贵族阶层，由于形成了上层资产阶级与贵族相结合的社会结构。正如拉斯韦尔所指出的：“18世纪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法国贵族阶级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在其他地方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却很快地与日渐衰落的贵族阶级融为一体。在1913年，德国最大的富翁虽然是新工业资本家的代表、拥有70 000 000美元的克虏伯财阀，但仅次于他的第二大富豪却是贵族东纳斯马克王子。德国皇帝居第五位。这些贵族财产大部分也都变得五花八门，依附在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上面。”［3］这是韦伯所说的“政治资本主义”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