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输出由借贷向产业资本转移，使得垄断组织可以利用被输入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对于我们所分析的中产阶级而言，正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及其与产业资本相结合，所得被输入国产生一批“新中产阶级”。这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现象，当我们在分析全球化时代的中产阶级问题时，需要注意到这一现象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金融资本发展相关。正当德国完成工业化进程时，历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时期。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结合之后，它与帝国主义实际上分不开了，帝国主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生了变化。我们以英国为例，一方面在内部进行改革，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如《工厂法》《教育法》的实行；另一方面，发动对外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瓶颈。因为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必然有危机而致其崩溃，所以，只有对外战争和殖民主义才能为其找到发展出路，今天中国以外贸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实与此有相同之处。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德国工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输出，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得到缓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工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结成同盟，如德国在“一战”中劳资双方合作，制度了一个“劳动共同体”，以此来共同剥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贫苦大众。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其原来的劳工阶级也可以分享到一部分国际经济分工体制中的剩余价值，此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阶级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一无所有，他们实际上也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实际上转变为了新的中产阶级。
    此外，由于垄断的发展，要求以保护关税来排除外来竞争，保证它们通过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来谋求超额利润，这在一方面保护了民族产业，间接地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超额利润反过来又可以支持它们用较低的价格出口商品，以扩大在国外的销售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卡特尔的保护关税，与德国早期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关税同盟的作用不同，后者是经济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幼稚民族工业，前者则是为了占领世界市场，按希法亭的说法，“从抑制外国产业占领国内市场的手段变成了国内产业占领国外市场的手段，由弱者手中的防御武器变成了强者手中的进攻武器”［6］354。按希法亭的看法，“如果国家的政治力量在世界市场上成为金融资本的一种竞争手段，那么，这自然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同国家的关系的彻底变化。在反对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同国家相敌对的力量的代表（这正是我们前者所分析的英法的中间等级-资产阶级反对上层的贵族的统治）。自由主义是真正的破坏力量，它实际上意味着‘推翻’国家政权和瓦解旧的羁绊”［6］382-383。列宁后来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理论。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的发展问题与金融、资本、垄断、全球化（在19世纪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等资本主义问题密切相关，离开了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这一基本理论视域来讨论中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帝国对外的扩张和对海外市场的控制，一方面为国内的阶级利益调整提供了经济——剩余价值的来源；另一方面，出于帝国海外扩张的需要，国内也需要团结起来，因此，需要对阶级利益进行调整，这种状况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而由金融资本的发展并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又使得中产阶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19世纪的帝国主义可被认为是军刀保护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我们在今天研究中产阶级问题时，不能不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第二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
    三、政治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劳资合作与中产阶级的产生
    与此同时，由于受英、法等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德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就开始产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不仅不能发动对封建贵族的革命，而且还需要借助贵族力量，特别是十分需要贵族所掌握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对付工人阶级，所以，在德国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与英法所不同的社会阶级：英法两国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其社会阶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明确，贵族是上层、市民阶级（资产阶级）是中层、无产阶级是下层，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当时的整个资产阶级当作中间阶级（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来看待，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市民阶级发展成资产阶级这一命题成立的历史条件。但在德国，这一历史条件就不一样了。
    在德国，由于上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结成联盟，而不是像法国那样，贵族从整体上排斥整个资产阶级，所以整个资产阶级可以被认作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资产阶级本身存在分裂，或者说，资产阶级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固化的阶级，其上层与贵族结盟而成为社会的上层，而由于德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国家主导型的，所以存在大量垄断性的大企业，小资产阶级在与垄断的竞争中是处于不利的地位，无法像英、德那样发展壮大，所以，社会上存在大量面临分化甚至处于破产边缘的小资产阶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所以德国的市民阶级无法像法、英那样发展起来并形成资产阶级。
    倒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功能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守夜人”——仅仅是维持秩序——的角色，向控制社会和调节市场以实现国家的各种目标之方向转变，由此导致国家官僚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其政府雇员的也大量增长。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企业雇佣的管理人员（非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构成了新的中产阶级。在德国当时“大工业发展和小规模工场衰弱中，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领取工资的雇员的增长，在德国比体力劳动者增长还快。同时，也比欧洲其他地区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每千名体力劳动者中领取工资的雇员人数，在丹麦，1911年为77万人，1921年为117万人；在英国，1907年为14万人，1924年为108万人；在挪威，1910年为73万人，1920年为72万人；在法国，1906年为66人，1921年为107人……这些领工资的人员通常被称作‘新中等阶级’，他们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人员、科学和技术人员。随着这批新中等阶级成员人数的增长，工人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从1895年时的56．8％，下降到1925年时的45．1％。德国的社会结构新现象引人注目。”［7］。
    由于德国是一个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后期（1870年德国统一后），其社会中间阶层并不是像英、法在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出现比较明显的三个阶级：上层贵族、中层的市民阶级、下层的劳工阶级。我们现在所说中间阶级在早期指的是市民阶级，然后随着英、法的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市民阶级发展成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开始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正是我们现代所说的中间阶级（中产阶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这一历史时段具有特别强的解释力。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型也主要是基于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建构的，但对于德国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不能完全包含进来，其阶级理论也不完全对应于德国的社会结构。
    德国这种由国家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实际上提供了另一种的中产阶级模式。如果说英法等国进入资本主义是经历了200年的挣扎，其社会中间阶级的市民阶级发展成了资产阶级；那么，德国则是集中于19世纪后半期的50年之中，而且这一过程又是与帝国主义和王朝统一战争关联，也是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这个特殊时期，所以，德国的特点是垄断以及国家政治主导的资本主义，“新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换言之，中产阶级在英、法、德等国产生时，在时间（历史语境与背景）与空间上（地域与民族）有很大差异。我们在分析“老中产阶级”时把目光集中于英、法；而德国的资本主义兴起与帝国主义相关，正是处于产生“新中产阶级”的历史背景中，所以，我们重点分析其“新中产阶级理论”的萌芽。这一点给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研究应当有一个特殊的启示，那就是：今天在研究东亚以及中国的中产阶级时，不能脱离这些亚洲国家在“二战”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性历史转型这一背景。正如我们在研究古典时代的“老中产阶级理论”时，不能脱离当时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过渡这一历史背景一样，否则就无从把握其根源。
    由于德国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大发展是从1870年之后的德国统一开始，从这时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来看，有两个明确的时代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其重要特点是重视重工业，且垄断程度高，大银行、大工业、大铁路等使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直接以大规模的垄断企业的方式出现，所以，德国没有一个像英、法那样一个比较漫长的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德国也就没一个比较独立发展出来的市民阶级到资产阶级过程，也就是说，在德国，英、法两种所出现的从中世纪的市民阶层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这一中产阶级的发展路线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大企业大量雇用人员成为中产阶级的主力。他们在德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中扮演了中坚的力量，所以，才有黑格尔所称的“中间等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