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下当时英国的出版业背景，就不难明白此事的来龙去脉了。16世纪的伦敦出现了很多意大利人，当时英国的书籍中频频出现意大利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7]119－148。这些意大利人主要是受宗教法庭迫害的难民，他们在奉行新教的英格兰找到了一处相对安定的净土。尽管英格兰素有仇外的传统，但由于意大利人所具有的科技、法律及其他各种实用的才能带动了英国经济文化的进步，使其成为受欢迎的侨民。文艺复兴之风随着意大利侨民的增多逐渐在英国流行，成为英国进步人士的思想武器。意大利语也成为流行语，很多意大利人靠给英国富人的孩子教授意大利语及其他语言谋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出版业极为兴旺，大批的书籍随着侨民的迁徙流动而进入英国。
    侨民带入的书籍毕竟有限，这对科技文化知识充满渴望的英国进步人士来说远远不够，因此英国开始通过两种渠道获得意大利书籍。第一，为迎合读者在历史、哲学、科学、实用知识和纯文学等方面的需求，英格兰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进口了大量的书籍[7]120－121；其二，在英国本土再版意大利书籍。对于英国出版商和印刷商而言，再版意大利书籍既满足了英国读者的文化需要，又为自己赚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新兴事业，因此他们总能够适时地掌握着意大利书籍的出版动态，想方设法地获得畅销书后再版。当时英国读者的阅读语言为意大利语或拉丁语。大学教育和语言学家的协作使这些语言的使用人群不断扩大。意大利的出版物在英国当时的图书馆内比比皆是，英文图书也常常对其进行参考、注解或翻译[7]119－120。因为《中华大帝国史》的首版即在意大利的罗马，如此有影响的书籍自然成为英国出版商关注的目标，因此《中华大帝国史》首先在英国出版了意大利文版本，接着马上出版了英译本。1587年9月13日，沃尔夫在英文版的《中华大帝国史》的抄本上登记批示“书商公司”（Stationers' Company）用英语和意大利语进行印刷。印刷后，该书受到了英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对英国人形成初步正确的中国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英国早期汉学的启蒙性著作，“此书是非常流行、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对远东奇迹的描绘简洁而吸引人，且基于最新的报告，强调了中国的富有和商品，对于当时占据欧洲人主流思想的开发和扩张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7]132这部著作的流行足以解释约翰·沃尔夫（John Wolfe）出版该书的动因。1589年，沃尔夫因供不应求的市场份额而再版此书。
    《中华大帝国史》被称为是英国汉学的启蒙性著作，是因为该著第一次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将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呈现在英国人的面前。
    首先，《中华大帝国史》使相对真实的中国信息在英国得到了普及，丰富了英国人的东方地理知识，使英国人形成了相对真实的中国观，同时为英国学者提供了相对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华大帝国史》主要吸引了当时英国的两类读者，一类是意大利化的英国贵族；一类是支持英帝国主义的进步团体。这两类人正是启迪英国思想，推进英国海外扩张主力军。《中华大帝国史》使英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同时对西班牙传教士显示出一种由衷的钦佩之情。英国的出版事业在该书的带动下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约翰·沃尔夫出版公司生意愈加兴隆。沃尔夫的提示也显示出英国学者对于异域文明的怀疑态度，多多少少地引发了人们对门多萨作品的疑虑。英译者帕克对中国人的评论成为英国人中国观的真实反映：“他们（中国人）是伟大的发明者，他们有许多海船，完全能够驾驭造船工业：这是许多人亲眼目睹的事实。此外，印度、葡萄牙等有许多人也看到他们在布上、瓷器上作画后进行销售，所以那是他们的绘画有一定功底的表现。”[9]
    《中华大帝国史》对中国的政治、史地、宗教、文字、教育、科技、风俗、资源等方面都了详细的介绍；同时还记述了西班牙人出使或到达福建、广东等中国地区及其邻国进行考察、探险、贸易的见闻、经历和往来的书信等。这些报告为英国人提供了详尽的有关中国的最新信息。《中华大帝国史》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分别于1587、1588、1589年再版，出版地均为伦敦。《中华大帝国史》在英国社会的风靡程度，反映了英国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中国常识，形成了相对真实的中国观，为英国早期汉学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中华大帝国史》对英国社会传统的东方印象造成了强烈冲击，远远胜于以前出版的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文学作品和不规范的游记著述。
    英国学者博克舍评价说，“把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和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马丁·德·拉达的文字相比较，证明门多萨是一位认真的和诚实的编写者，充分地运用了他的材料。”[10]。
    其次，《中华大帝国史》一著引发的地理学困惑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地理探险事业的发展，将契丹（Cathaia）与中国（China）是否为同一地点的争论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在争论的过程中，英国人的地理知识和中国印象无形中得到了强化，对中国的兴趣迅速增加。尽管早在《中华大帝国史》出版之前就有著述阐明过中国与契丹本是一地的说法③，但因其发行量和普及程度的不够未对英国人造成太多的影响。在门多萨以前，英国人寻找西北或东北航路只是为了独占与古国契丹贸易的利润，而门多萨带给英国人的是更大、更强烈的物质刺激--富饶、辽阔的中国（China）远胜于契丹，契丹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门多萨的书中同时也自相矛盾地提到契丹（Cathay）是在中国的西北部，是鞑靼的邻国④。因此有些英国人自以为是地得出结论：中国与马可·波罗的蛮子（Manzi）、托勒密（Ptolemy）所说的秦尼（Sinae）是一国；而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托勒密的Serica是一地，中国与契丹同在东方太平洋的海岸线上[11]。《中华大帝国史》的流行使英国人对中国和契丹是否为一地的两种别称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激烈的争论。英国学者将《卢布鲁克东行记》、《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蒙古纪行》等早期的游记文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和《外省中国报道》、《中华大帝国史》等最近出版的学术性著述进行比较研究，对于“Cathaia”和“China”这两个地理学概念的问题，从《中华大帝国史》出版伊始到17世纪中叶，英国学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以表面的文化现象认定契丹与中国的相异之处多于相似之处：其一，居民、领地互不相同。例如，据卢布鲁克等人的报道称契丹的鞑靼人认为白色是吉祥色，因此过新年的时候会穿上白袍。但在汉文化圈内，白色多是吊唁哀祭的颜色；其二，契丹妇女可以出席有男人参加的宴会，但中国妇女却远离男人的视线，避免有任何亲密接触；其三，在契丹，豹、狼、甚至狮子都被训练出来帮人打猎，但在中国，人们却仅仅训练鸬鹚或渡鸦来助人捕鱼……[11]基于此，得出了两国确非一地之结论，一段时间内很多学者都接受了“契丹是中国近邻”的地理假想概念，所以才会有西北航路探险活动的延续。持此观点者有大文豪弥尔顿和地理学家皮埃尔·戴维帝（Pièrre Davity）、蒙马丁（Sieur de Monmartin）等人⑤。然而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培根（Francis Bacon）等学者新派学者则很快接受了《中华大帝国史》及《外省中国报道》所宣称的中国与契丹本是一地的事实。
    客观地说，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找出的不同点来看，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风俗习惯相异的小事，并没有令人人信服的有力证据。西班牙传教士杰罗姆·沙勿略与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都已实地考证出契丹与中国本是一地，其相关著述亦传播到英国，但英国人却不为所动。契丹非中国之说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成立，是因为英国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弥尔顿等人不愿放弃在中国之外找到通往一个神话般富饶的契丹的航路之梦。与其说是寻找契丹，不如说是支持海外扩张，因为英国在寻找西北航路的过程中已经收获了大量的领土和财富。此外，支持寻找西北航路，就是在维系整个英国的航海探险事业的灵魂，因此只有保留契丹的梦想，同时利用《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载的中国知识，才会在航海、地理探险上既维持了传统航海活动，又可以探索新的目标，才不至于在航海上输给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