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中华大帝国史》为英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最佳参考，成为英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最早的资料库。《中华大帝国史》对中国印刷、火炮、文字的科技文化知识的介绍引起了英国学者对中国的广泛兴趣，为后来的英国汉学者打下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诸如该著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介绍成为17世纪英国学者韦伯（John Webb）、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等人研究汉语的基础[12]。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政策颇有影响的外交家瓦特·雷利爵士在其《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1614年）中论及中国时有两处使用了门多萨著作中独有的资料：其一，在谈到印刷术时，雷利写道，德国人谷腾堡有关印刷术的“发明”是受东方世界的启发，而且中国人早已使用这种技艺；其二，当谈到东方人应当享有的荣誉时，他把中国人率先使用火炮和大炮列在其中，并说葡萄牙人曾证实过这点[12]。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中华大帝国史》显然给雷利提供了一幅最清晰的图画[5]；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对中国的认识显然受到了《中华大帝国史》一书的影响。培根在其《自然史》（Sylua syluarum:or A naturall historie In ten centuries,1627）一书中说，当整个世界都迷恋于点金术时，中国则对获取白银、黄金更感兴趣⑥。培根还提到过中国火炮的使用及外国人未经朝廷特许不得随意入境等法律[13]。在《新大西洋》（New Atlantis,1627）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51个英国探险者从秘鲁去中国和日本，却因风漂流到南海中一个不知名的岛屿上的故事[14]。在其《学术的进展》（The Prof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新工具》（Nenum Organum,1620）等论著中对中国文字、四大发明等科技文化知识的介绍和论述，明显借鉴了门多萨的著作。
    《中华大帝国史》提升了英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是英国人以学者的眼光注视中国的一个起点，英国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作或者译著都以最快速度在英国出版。1588年，英国人自己写的介绍性书籍（佚名）《从托玛斯·卡文迪什带回的中国地图中所作的记录或参考》（The Certain Notes or the References taken out of the large map of China brought home by Mr.Thomas Candish,1588），虽然文章的内容不过是中国各省份名称的罗列[15]，其省份的划分明显参考了《中华大帝国史》，但这也表明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细化到了各省的行政区划分上。
    1589年，英国人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1529－1591）出版了《英国的诗歌艺术》（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首次提到了中国和中国文学。书中讲述了他在意大利期间，与一个从鞑靼和中国等地旅行回来的朋友谈话时了解到有关中国诗歌形式的事情：
    我对这些国家的详细情况很是好奇，特别是各种学识和通俗诗歌，朋友告诉我中国人完全生活在极聪明的创造之中，运用诗韵律，但是不像我们那样写冗长而又沉闷，因此他们要表达奇思妙想，就将其节略到以简洁的韵脚表达的方块诗、菱形诗或其他类似的图形。他们还依原样刻在金银、象牙之上，有时则用蓝、红、绿宝石及乐钻石巧黏成字，制成链子、手镯、衣领或腰带，赠送情人，以示念想。这位绅士送给我几首这样的诗，我逐字逐句地把这些东方语言翻译过来，尽量效仿原句的形状。这多少有点难做，因为要受原来图案的限制，不能走样[16]。
    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分析，普登汉姆翻译的应该不是中文原文，但从他写的“逐字逐句地观察东方语言”（Oberserving the phrase of the Oriental speech word for word）说明他肯定看到了中国诗歌的原形，还附有作者翻译的菱形、三角形、梯形及塔形的等中国诗歌。书中还提到了中国的皇帝，介绍了中国官员朝服的样式和喻义，并批评英国王公贵胄服装的呆板，表达了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倾慕。
    《中华大帝国史》可以称作是英国有关中国书籍的催化剂，该著提升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带动了相关著作的接续出版。这些书籍虽然多数未脱离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框架和内容，但系列的同类出版物起到了强化和巩固英国人的中国观之作用，多种信息的反馈和传递有助于英国人形成相对真实的中国观，运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为早期汉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英国对中国的印象由单一的财富象征转化为具有文明的历史、先进的文化及科技知识等多元化的形象定位，中国成为英国人远东航海和探险的目的地，引领着越来越多的海盗、商人、探险家、学者对其展开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收稿日期］2010－03－07
    注释：
    ① 该书的扉页上有帕克的题献，落款日期却是1589年1月，因此该著应是1589年版的，而封面上却标明是1588年，或是为了显示出版的迅速而产生了谬误。
    ② 据Rosenberg猜测，哈克路伊特带给帕克的两版应一为西班牙版，一为意大利版。Fr.Juan Gonzàlez de Mendoza,The Historie of the great and mightie Kingdome of China,Translated by Robert.Parke,the Epistles,Dedicatorie。
    ③ 1577年，里查德·威廉斯（Richard Willes）从意大利文译出葡萄牙人盖利奥特·柏来拉（Galeotto Perrera）的《外省中国报道》（Certainye Reportes of the Province China,Learned through the Portugalles there imprisoned,and by the relation of Galeotton Pererra,a gentleman of good credit,that lay prisoner in that countrey many years.）此书间接地证明中国与契丹本是一地，并对中国的国名也做了解释。可见英国作家C.R.博客舍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第185页。
    ④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资料很多是来源于马丁·德·拉达修士的，而拉达早在1575年的作品《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就清晰地指出契丹是中国的古时的别称。门多萨肯定阅读过拉达的这篇文章，但由于缺少亲身实地考察的证据，门多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未敢在其著作中直接引用，而把间接地把问题提出，留给欧洲人自己去考证和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