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加坡完善政治民主化之路仍漫长
    在世界民主浪潮的推动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会有所建树，显现出主动地迎合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的一面。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人民行动党改变的只是“威权型”政治的方法，而不是这种体制的实质。这是因为，威权体制作为人民行动党治理新加坡社会的有效法宝已经同新加坡的社会生态深深地融为一体；同时，作为一个统治集团，人民行动党对权力的依恋较西方政党更具东方色彩。这就决定了人民行动党威权统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任重道远。现有的改革更多地停留在对威权体制的细枝末节和表层的改变上，而这些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巩固威权统治体制的因素。吴作栋在1998年接受智利记者采访时说：“在亚洲社会，与老师持不同意见是前所未闻的。老师所说的永远都对。你从来不会质疑权威，你从来不会质疑家长。”吴作栋认为这点应该改变，但是，“我们必须慢慢的，在不会改变我们的整体文化时这么做，让人民了解他们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新加坡会做小调整，但社会架构不会出现大改变”[17]。可见，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全操纵在人民行动党手中，如果没有强制性因素的介入，要完成政治转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指望外部强制力的介入，客观上尚不具备条件。
    第一，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无疑会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承受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但同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具有保持持续稳定的内驱力，容纳和规范反对党与各种利益集团的空间还很大，这表现在其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方面。[18] 同时，新加坡民众在人民行动党长期的威权体制统治下，仍然保留着对政治参与表现淡漠的一面，这也是我们在考量人民行动党面临民主化挑战力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与“新新选民”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相对应，另一批新加坡人又表现出对政治的淡漠。一方面，新加坡公民日常的政治活动就很少，逐渐消磨了这些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而每5年一次的大选，作为新加坡涉及范围最广、最深刻的政治活动，由于每次都由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结果对于民众已无悬念，选举的结果几乎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同时，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务实的本能让他们觉得参与政治不如挣上100新元更有意义。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新加坡经济发展对世界的依赖性会逐渐增强，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也仍然会不停地对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大加贬责，但他们为了自身国家的经济利益，又希望新加坡政治稳定，不会加大对新加坡境内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势力的政治和舆论的支持力度。
    第三，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所作所为已经缓解了新加坡国内中产阶级势力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对下层公众在生活方面的关心也舒缓了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怨气。就新加坡中产阶级的各种组织而言，他们一般避免与政府直接、公开的交锋，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加以反映。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来阻止这些组织发展成为真正有效的政治组织。中产阶级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以其政治忠诚的重大转变来损害其自身的经济权利和生活水准。由于以上主客观的原因，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十分有限，但如何进一步满足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又是新加坡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但同时，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化较目前会有所进展，可以想见，就一般趋势而言，新加坡的下次大选，多元民主的气氛将会更浓烈一些。2001年大选后，吴作栋即对下次大选进行了推测：人民行动党将很难在最迟须在2007年举行的下次大选时，取得如本次大选时的75％得票率。这是因为届时的选情将会很不一样。因此，他认为如果行动党在下次大选时能赢得超过65％的得票率，他就会把这个成绩当成选民给予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一个强有力的讯号，也是一次很漂亮的胜利。[19] 结果是，在2006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赢得了66.6％选票，得票率比人民行动党用作比较的1997年大选得票率要高。
    从主观上讲，人民行动党是在被动地推进实质上的政治民主化。因为对政治权力的本能守护使人民行动党只是在绝对保证其执政地位延续的前提下通过初步和表层的政治民主化形式来更多地维护其执政合法性，给民众提供一个宣泄渠道，部分地满足一下新加坡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诉求，以保证其威权体制的正常运行。在这种政治民主化态势下，一旦其对手采取实质性步骤来试图挑战其执政地位--尽管双方都明了这种挑战对坚如磐石的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构不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人民行动党也会运用其权力舞动大棒，把对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威胁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如，反对党的生存环境并未根本改观，他们仍然时刻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和威胁；人民行动党用来打击异己力量的“国内安全法”依然在发挥作用，成为悬在反对派人士头上的达摩斯利剑。如，淡马锡理工学院法律学讲师林瑞莲，2002年10月加入工人党时，曾表示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能有一天会面对坐牢或破产的状况。在正式加入工人党后，身边的亲友都劝告她，将自己的个人财产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她的父亲甚至开玩笑地说，可能女儿有一天会身陷囹圄。[20] 再如对反对党论政团体“新加坡开放中心”，人民行动党抓住其得到外国资助的把柄，声称该中心难以保持中立。而在2000年6月，该中心的两位发起人惹耶勒南和徐顺全都因拿不出钱存入公积金保健储蓄户头，而无法继续作为“开放中心”的合伙人，只好利用徐顺全父亲的名字把“开放中心”注册为独资商行，而徐父是住在麦波申的一所教会养老院里的一位77岁老人。这个“开放中心”对推进新加坡的民主政治的作用自然可想而知。最令“中心”头痛的是，“开放中心”自2001年4月被人民行动党政府列为政治团体，即受到《政治捐赠法》的约束，不能够接受外国人或外国团体的捐款。断其财路，足可以使这一政治团体寿终正寝。可见，反对党的生存空间依然很狭窄，只能作为民主制的点缀，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制约力量。
    由于新加坡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人民行动党主动开启和推动的，人民行动党也就掌握了民主化进程的控制权，在民主化与威权制的博弈中会扮演主要角色，甚至是导演的角色。但同时，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也有一个底线，即不能威胁其绝对的统治地位，只能在“一党独大”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政治民主化实验，同时作为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起过并继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威权体制还远不到被抛弃的时候，“车子没坏就用不着修”，是新加坡民众与人民行动党对世界民主化浪潮激荡下的威权体制态度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