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至1890年间，日本“东洋史之创始者”那珂通世陆续出版了四卷五册本的《支那通史》，此书“采西洋体例，崭然一改支那史之面目，举世惊佩”[1]，被誉为“世界第一部近代性质的中国通史”[2]（P27）。1899年，罗振玉将《支那通史》介绍到中国，深受当时中国史学界、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它一直都被视为“一种新式中国史的范本”[3]（P256）。由于时过境迁，有关这部史书的编写及其当时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今之史学界都不甚了了，本文拟对此作较为全面的钩沉分析。
    一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化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而强大起来的日本对海外领土、财富的欲望愈加强烈。为配合其侵略扩张的要求，日本启动了“东洋史学”特别是对中国史地、文化的研究，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就是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之作。该书作者那珂通世（1851-1908），文学博士，盛冈（今岩手县）藩士藤村政德之子，藩儒那珂通高的养子，庆应义塾毕业，历任东京女子师范校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教授，研究日本、朝鲜和中国古代史。殁后八年（1916），他的好友三宅米吉为其作传，历数那珂氏一生的学术功绩，大略有十端，即“那珂氏为日本女子教育之振兴者，为日本小学教科书假名注音之先觉者，为日语文法之始作者，为英文日译法之修正者，为日本历史编纂体裁之革新者，为日本上古年代考证之启发者，为日本支那史教科书改造者，为日本东洋史学科创设者，为日本之元史研究倡导者，为日本之蒙古文翻译前驱者”[4]，学术功绩如是，这其中以编著《支那通史》与创设东洋史学科① 为最著。那珂氏一生著述颇丰，在中国史方面，除《支那通史》（汉文）五册外，还校订出版《元史译文证补》、《成吉思汗实录》等。日本史方面，则出版《外交绎史》（全四卷，1915）等。
    1886年，那珂通世开始致力于《支那通史》的写作，原计划完成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七卷，卷一为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卷二、卷三、卷四为中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上期自秦汉至晋并吴，中期为西晋南北朝至隋唐，下期自五代辽宋至金章宗末年；卷五、卷六、卷七为近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上期自蒙古始兴至元惠宗北迁，中期自明太祖至清太宗，下期自清世祖至晚清。至明治二十一年（1888）九月出版第一卷，十月出版第二卷，十二月（1889）出版第三卷，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1891）出版第四卷。全书正式出版的共四卷本五册，卷后还附有地球沿革图，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1891）由东京中央堂印本，近世史终未完卷。
    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是为日本中学的教科书而作，目的是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全书用汉语文言写成，自上古至宋代，其布局谋篇大致为：首卷为总论和上世史。总论分三章，讨论中国地理概略、人种之别和朝廷屡易，即阐述中国地理变迁的大势、人种类别和朝代更替的概况。上世史分八篇，讨论自唐虞三代至战国的历史变迁。第一篇唐虞，第二篇三代，第三篇诸侯本末，第四篇春秋，第五、六篇战国，第七篇世态及文事，第八篇先秦诸子。附录“历朝兴亡禅代图”、“三代世系”、“齐晋及七国世系”、“周秦列王在位年数”等。卷二中世史上期分九篇，探讨秦、汉、三国的历史沿革。第一篇秦，第二篇楚汉，第三、四、五篇前汉，第六、七篇后汉，第八篇三国，第九篇制度略，附录“秦汉三国世系”、“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两汉后家多破灭”。卷三中世史中期分九篇，记述两晋、南北朝及隋唐的历史进程，第一篇西晋，第二篇东晋，第三篇南北朝，第四篇隋，第五、六篇唐，第七篇外国事略，第八篇文学宗教，第九篇制度之沿革。卷四中世史下期分六篇，考察五代、辽宋金夏的历史，第一篇五代，第二、三、四篇宋朝，第五篇学艺，第六篇制度，附录“五代列国世系”、“宋辽金夏世系”、“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秩表”等。
    从那珂通世这样的篇章布局中，至少可以看出此书的三方面特色：
    第一，打破旧有体例，变为有条例的分篇叙述，每篇之中，又分若干章，因事立题，各相统摄，按朝代顺序，依次编写，简易明白，一览了然，成为适用于课堂教学的教材。
    第二，按上古、中古和近世划分中国历史。这一断代的划分具有便利史学研究的形式上之意义，其实质反映“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叙述的内涵”，符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使命”[5]（P260）。
    第三，史料搜集和选材严密，叙述考证精确，内容丰富，历史的各主要方面均有涉及。那珂氏选用材料，不限于中国古籍，而且仔细参阅了留学欧美的三宅米吉带回的欧洲诸家关于东洋著书数十种，其内容涉及中国地理和人种状况，并涵盖了历代风俗、礼仪、学术、文艺大势，乃至唐代的外交政策等方面。东文学社版载有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摩纲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称：“凡著史有十焉。一曰详治乱之原委，国势之隆替；二曰辨政刑之美恶，教育之盛衰；三曰明地理之形，人种之别；四曰审制度之沿革；五曰记学术之异同，工艺之变迁；六曰分贡举铨选之良否；七曰举兵赋财政货币之制；八曰析贤愚淑慝忠奸正邪之迹；九曰载农商之勤惰，风俗之醇漓；十曰揭他国交涉之事。”他说自己见过的中国通史大多卷帙浩繁，非专费十数年之力难以卒读。此书的优点是“凡余所欲载十要略记不遗，可谓先获我心者矣。初学熟读此书，则不费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年之治乱、政刑、地理、人种、教育、制度、风俗及农工商等之大体，其为裨益也大”。[6]
    作为简明中学历史教科书，《支那通史》虽只写到宋代为止，且未注明材料出处，却成为中国通史作品中的典范，其“典范”的实际表现除上述三个特征外，还有那珂通世倡导文明进化，斥君史，倡民史的诉求。他认为有关历史的研究对象并非只是统治者，应该是“人民”与“文明”，主张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民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脱出以帝王为中心的王朝事件的叙述，而试图描绘历史的研究和发展。由于那珂氏年轻时曾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学习，受福泽“文明史观”的影响很大，故在他的中国研究中多批评中国文化的停滞性。《支那通史》也不例外，这部著作在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比较文明论”的指导下，从中国文化历史性的停滞这一角度叙述中国史事。日本筑波大学东洋史主任教授田中正美博士在为《东洋学的系谱》一书中“那珂通世”一章所作的传记中，对此书作了如下评价：“我认为本书建立的文明史观，是在和内藤湖南相对照的场合，从中国文化历史性的停滞这一角度考察，体现出了那珂通世所师事的老师福泽谕吉的强烈影响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