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认识到传统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废八股，改科举，设学堂，借以“启民智”、“兴民力”，实现教育救国，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呼声。《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而实施新政，在教育改革方面推行新学堂制度，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成为中国近代学制的起始。根据新学制，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设置历史课程，历史课程不只讲传统史学，也讲西洋和东洋的历史；不只讲帝王大事，也讲“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与此同时，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1901）和《新史学》（1902）倡言“史界革命”，响应者如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邓实、陈黻宸、曾鲲化等人纷纷而起，要求介绍并运用近代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重新认识和编写历史。②
    为适应新学制，推动史学改革，学者们认为选定和编纂历史教科书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应以“培养学生了解本身民族发展、文化由来，知国体大要，培养民族的节操和爱国心，达到民族复兴”[8]为根本；在编写体例和内容上要求用章节体，并以分析史事，求历代社会进化，探讨历代演变之迹为重点。然而，由于旧教材不能适应学生获得新知、新思之要求，当时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只能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一时间，汉译和编译的西洋史、万国史及中国史教科书铺天盖地地进入各级学校。其中“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皆足备览”[9]的日译教科书成为追捧的对象。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例，当时输入的作品就有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及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等。
    《支那通史》为国人所熟知得益于罗振玉的引介。1899年，他所主持的国内第一家有相当影响的专业日文学堂--东文学社将此书翻印，王国维为罗振玉代笔作序，称中国“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不过一二”，大部分史书则“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③ 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巳甚矣。”他称赞《支那通史》“取精于诸史，而复纵横上下于二千余年之书，以究吾国政治、风俗、学术之流迁，简而赅，质而雅，而后吾侪之盛衰与其强弱、智愚、贫富之所由然可知也。”[10]另有东文学社在7月1日《申报》刊出重刻该书的广告，称：“中国历代通史若《通鉴》、若《纲目》，并卷帙繁重，不便记诵，至后世删节之书，则有多脱略，编订鲜识，致典章沿制皆不可考”，而《支那通史》“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声明该书在广学会、格致书室、申昌书局、千顷堂、十万卷楼、著易堂、两易斋及各书庄均有寄售。[11]值得一提的是，东文学社印行《支那通史》数月后，“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发布告示，对其予以版权保护，布告宣布：上海新马路开设的东文学社，译印各书，为各堂学科之用。先印行《通史》一部外，已译未印及未译成之书尚有数十种，“仰书贾坊铺人等一体知为，尔等不得将该学社前项译印书籍及续印各书私仿翻印，希图渔利，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定即投案究罚不贷”[12]（P45）这一告示谕禁实际上也成为我国个别版权保护的先声。
    《支那通史》因其“简而赅，质而雅”的优点，加之用汉文写成，免去翻译问题，在中国重刻发行后，备极推崇，不满一年，即重印三次，“久已脍炙士林，岁不下脱销万余部”[13]，销行之好可想而知。1902年6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所开《东籍月旦》专栏中极力向国人介绍日本史书，他刊列众多的日著世界史、东洋史、日本史书目，计世界史31种，东洋史13种，日本史8种，共52种，并简要评介日本学者采用章节体编纂的中国史教科书，其中就包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梁氏简要介绍了《支那通史》的著者、内容、体裁及刊行情况，指出此书“仅至宋代而止，其近世史，尚阙如也……而完善尚有不逮之”，然“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称日本人那珂氏所著《支那通史》为现时最良者之一。[14]（P333）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印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之“中外史学门”将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定为教科书，④ 评此书“简要有法，若再删冗词三之一，补元明本朝，即成完书”。各地新式学堂也普遍以此书为指定教材，连台州黄岩县王舟瑶发起的官立小学校和私立小学校，所采用的历史课本都有《支那通史》。[15]
    三
    《支那通史》及其他日译中国史书的流布又极大地刺激了饱含民族感情的晚清学人，他们为中国人学本国史还采用日本史学家编写的教科书而感到耻辱，王国维的代序中就曾感叹：“呜呼！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尤为可耻。”[16]流露出他作为中国人的愧赧之情。《国粹学报》第一期的《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近今学校林立，而中学教科书尚无善本。”其下有小注云：“我国故有之载籍，卷帙浩繁，编纂极艰，故无一成书者。坊间所有，多译自东文。夫以本国之学术事实，反求之译，其疏略可知。其可耻孰甚？”[17]为洗雪“国耻”，中国的有识学人们积极效仿日本史书的模式，改编、自编通史性教材，以构建自己的“国史”。
    1902年，柳诒徵以《支那通史》为蓝本，改写而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形式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历代史略》（六卷），记述我国上古至明代的历史。在内容上，宋代以前，系改编《支那通史》而成，元、明两代则为柳诒徵自撰；在体裁上则参照《支那通史》，在卷下分篇章。《历代史略》虽在《支那通史》的基础上编写，但绝非简单的因袭，柳诒徵进行了新的创造，他“以自己的观点对史事重新进行叙述编排，并续修了近世二卷，使所叙述的史事延至明末”[18]（P47），尤其是抛弃了《支那通史》中认为中国文明停滞的观点，终使此书从《支那通史》中脱胎而出，成为具有新的史学精神，内容较为完整、充实，符合中国新式学校使用的新的历史教科书。不久，陈庆年又对《支那通史》稍加删订，编出《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为我国历史读物明标“教科书”的开端。[19]（P364）
    国人真正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章节体中国通史著作是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至1906年分三册先后出版（至1933年重印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全书记述的内容上自三代下至隋朝，虽仅为半部中国通史，但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编纂体例，采用章节体的体例，按传疑时代（太古三代）、化成时代（周中叶至战国）、极盛时代（秦至三国）、中衰时代（晋至隋）、复兴时代（唐）、退化时代（五代宋元明）和更化时代（清）七个小时代的历史分期叙述中国历史，而且贯穿了历史进化观的观点。1905-1906年，刘师培又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至此中国自纂的通史从无到有。在此过程中，大量由日本学者编写的“东洋史”和“支那史”教材的涌入对中国史家的史书编写无疑起了巨大的刺激和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