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新史学”（即文明史）思潮的式微，西方史学的传播路径由日本转向欧美，同时国人自编的多种中国史教科书特别是“白话本中国通史”的出现，使日本史家的中国史著作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也不再被中国学界注意。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曾经令中国学界自感惭愧的还不止于教科书的引入。事实上，清末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旧礼教纲常观念”的影响，中国学人往往不能碰触前辈学者忽略的部分，中国史学研究在许多领域确实落后于日本。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刊载了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文中提到，1924年是《崔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而“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直到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于1903-1904年间将陈履和刻本排印出来，“中国人才渐渐知道崔述这个人”。中国的史家、史料我们自己不来发现、整理，而是通过外国人来了解，“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胡适接着说：“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20]可见在胡适眼中，中国史学无论在治史思想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仍处于非科学的状态，它的确不如早已进入科学时代的日本史学。无独有偶，1931年，陈垣发表在《史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还发现中国学界自清代以来，“专攻元史者辈出，然能以汉文翻译蒙古史籍者，殆不数见”，而日本学者因“蒙古文属阿勒泰语系，与日本文法相同，一语一语直译，无须增减，即可成文”，故日文译蒙古史籍的成绩卓著，且研究蒙古文者渐多，陈垣感慨道：“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将来势必籍日文以考蒙古文献，宁非学界之耻？”他还不失时机地向国人介绍日本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日人对吾国历史研究之进步，一日千里，然吾人对于日本历史，尚多默然视之，奇也！”[21]
    诚如胡适、陈垣所言，明治维新以来，随着东京“东洋史学派”和京都“支那学派”的形成发展，在帝国大学扩建、东方主义兴盛以及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⑤ 的交相作用下，日本的东亚研究阵容迅速扩大，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以东京帝国大学和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部为中心，全面开展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相关研究，大量日本的历史学家、“大东亚史”专家积极投入于有关中国的史料收集、田野调查和研究机关设置工作，并以科学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去分析史料，乃至建立理论，“日本近代中国学”⑥ 由此形成与发达，20世纪初，日本人的中国史研究在许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汉学的中心在外国”的事实成为拨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民族情感的一根极为敏感的琴弦。当时，王国维、胡适、陈垣等有识学人痛感中日学术间的差距，怀抱“把学术中心夺回来”的强烈职责感和使命感，奋起追赶，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时至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西方汉学（包括日本中国学）除一些小的领域或稍显突出外，外国的研究（尤其是日本）总体上并不特别领先于中国人的研究。⑦ 显然，这种民族主义的内驱力对中国史学的建设作用不可小觑。反观这一时期的日本中国学，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日本的“支那史学”和“东洋史学”的学者们更多的人为侵华服务，充当了对华侵略的工具，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兴趣所在是为了试图解构中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志。故其学术研究的实质只能背离客观主义的原则，直接为日本霸占中国领土的欲望与政治行动辩护，这显然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歧出与变质，侵蚀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与正义性，盛极一时“满洲学”⑧ 就是这一“学术”虚伪性最显著的标志。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上、学术上的步步紧逼，直接激起了一些“不肯亡国于异类”的爱国学者对中国沦亡命运的关注，他们积极从事此地区边疆史地的研究，相继著书立说，经世致用，以服务于抗御日本侵略的需要。傅斯年撰《东北史纲》，萧一山撰《清代通史》，金毓黻赴日本搜求东北史地文献并发表系列论文，郑天挺“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的精神，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出版《清史探微》。此外，以北京大学的《禹贡（半月刊）》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史地月报》为代表的刊物也加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北部的史地研究。中国史学家在运用史学服务与抗战救亡的行动中，坚持了道义原则和严谨客观的科学精神的统一。
    ［收稿日期］2010－05－04
    注释：
    ① 1894年，根据那珂通世与三宅米吉的提议，日本文部省正式将中学历史科分成日本史、西洋史和东洋史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即支那史）纳入“东洋史学”的范畴，那珂氏也因此成为“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所谓的“东洋史”，实际上是一个以中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极为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历史、经济、宗教、地理、考古、艺术、法律等众多领域，几乎囊括了除哲学之外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诸种文化的所有层面。参见严绍盪：《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② 新史学的基本观点可归结为以下诸端：（1）提倡民史，反对君史；（2）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3）提倡新体裁，反对旧体裁，摒弃了旧史学的所谓的史法、史例；（4）提倡社会文化史，主张吸取如哲学、社会学、地质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积极成果，反对单一的政治史的史学格局；（5）提倡用明白易懂的语体撰写史书。
    ③ 这是斯宾塞曾用来形容毫无意义地堆积历史事实的一个说法：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
    ④ 另外还包括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小川银次郎的《西洋史要》、箕作元八的《欧罗巴通史》等日译史书，由此可见这些日本史家的著作在中国的影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