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崛起的国家，也是基督教文化圈以外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然现在日本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1.8％，国土面积是世界的0.25％，但它却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日本的崛起，必须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把握其发展的总过程和一般特征。深入探讨日本在崛起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只看到日本今天的成就，看不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与教训，只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一、日本在近代的崛起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通向近代崛起的关键，日本由此而获得崛起的基础与条件。明治维新对后来日本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领域，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的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成就极为显著。有资料表明，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1851-1873年）则为3.3％，美国（1861-1873年）为5％，德国（1861-1873年）为3.8％；1874至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为3.5％。① 这一速度远远把欧美国家抛在后面。在社会文化领域，实行“文明开化”政策。“文明开化”的实质，就是以近代欧洲文明为目标，大力学习和引进欧洲文化与科技，甚至引进欧洲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据此，日本不仅掀起了学习欧洲文明的热潮，向欧洲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完整有效的大学、中学、小学教育体系，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民接受教育，以至出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情况。时至今日，接受教育、纳税和服兵役成为日本国民的三大义务。在军事领域，实行“富国强兵”政策。1872年，太政官向全国发布征兵令，建立近代陆海军常备军。日本政府是把“强兵”作为“富国”的前提看待的，认为国家的富强首先必须做到“兵强”。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在给明治天皇的一份报告中说：“兵制至此方告完备，能够对内镇压蟊贼，对外加强对峙的力量。”一语道出日本建立军事力量的真正目的。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获得了通向崛起的物质技术与结构性功能等有利条件，国力大增，国家面貌为之一新，很快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的崛起是与侵略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874年日本利用琉球岛漂流民在台湾南部被当地人杀害的“牡丹社”事件，派兵占领了琉球。以此为契机，明治政府向中国清政府施加压力，于同年出兵中国台湾。1876年又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将朝鲜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实施其“大陆政策”。与此相伴随，日本国内出现了各种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1885年10月，柴四郎发表小说《佳人之奇遇》，鼓吹“外伸国权”，呼吁国民：“当今燃眉之急是，与其内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外伸一尺之国权”。② 柴四郎的对外扩张理论是日本基本国策下的产物，反过来又对日本国策产生影响，进一步加强了日本的侵略欲望。这种理论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早在1855年，被称为明治元勋导师的吉田松阴说过：“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此而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系指中国东北--引者注）、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③ 非常清楚，在对外关系上日本执行的是一条对欧美国家协调和“失之于欧美，取之于亚洲”的外交路线。这与日本此时国力发展的相对不足有关，与东亚邻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有关。
    日本在走向崛起过程中的两次重要战争奠定了它在东亚的强国地位。其一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打败中国，不仅强占了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大片国土以及巨额的赔款，更为重要的是切断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联系，加强了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成为东亚一霸。战争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对外掠夺的野心，也使日本全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一向主张学习中国的思想家们纷纷转向，即由崇拜中国文明转向蔑视中国文明，从中西文明的比较中看到中国儒家文明的落伍，进而强调实力强权的重要。甲午战争对日本思想界影响极大，德富苏峰写道：“不可磨灭的深刻而强烈的感受，的确是从这次战役得到的。换言之，这次战役的感受，远远超过斯宾塞、科布顿、布赖特等之影响。……我由此觉悟到：无实力的道理，胜不过有实力的不讲理，欲使道理能行得通，就必须要有使道理能行得通的实力不可。”④ 其二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血腥厮杀，对日本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打败对手，争取战争胜利，日本极力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在财政上，日本在伦敦、纽约等地四次发行外债8亿日元（实得近7亿日元），其中44％募自英国；外债占日俄战费的40.1％。⑤ 日本在与俄国的较量中获胜，让世界列强感到震惊，承认其强国地位。1911年日本完全废除了幕末以来欧美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20世纪头十年，日本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是亚洲其他国家不曾有的新现象，从而造成日本较之其他国家发展的巨大优势。日本强国地位的获得得益于国外市场的扩大，对整个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占领支持了国内工业革命，两次战争带动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与战争相关的兵器、军舰等实现了自给，钢铁、机车、电力等大部分能够依靠本国的力量得到解决。日本侵占了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库页岛在内的2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着约占日本人口1／3的殖民地人口（1600万），其工业潜力位居亚洲之首。铁路、航运和公路运输网络将全国城乡连成一体。日本在崛起之前，首先实现了工业化，机器生产代替了落后笨拙的手工生产，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工业化的推进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变迁，工业化不到40年时间即告完成，从而使日本获得了对亚洲国家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进入世界七个帝国主义强国行列。
    在一战中，日本充分利用欧洲列强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攫取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大战爆发后不久，元老井上馨在给大隈重信和山县有朋的信中说，此次大战“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以举国一致的团结享受这个天佑……处此千载难逢的大局，为了区区的党情或个人的恩怨而不使适才者适所，决非忧国之行为”。⑥ 此信还提到日本必须参与世界大战、与欧美国家相协调、改变日本在亚洲孤立地位等问题。1914年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但宣战后它并没有向欧洲战场投派一兵一卒，而是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欧战爆发后，英、法、俄、德、美等国把主要力量集中欧洲，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乘机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取得原属德国的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一战给日本带来的是力量的进一步膨胀。日本利用大国关系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原因与国际冲突的根源。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尝试着与欧美强国协调的外交政策，甚至不惜以卑恭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结好，目的在于减少自己的损失，等待机会谋求发展。吉田茂说过：“日本自从与外国建交以来，一直是以同英美两国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协调为原则的。”⑦
    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追求富强和繁荣，利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以强凌弱、掠夺邻国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纵观日本近代以来崛起的历程就可以看到，它走的就是一条掠夺和奴役邻国的道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五·三惨案”（1928）、“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1932）、长城事变（1933）、“七·七”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表明，日本的崛起与战争两种过程一直在相互推动地演变着。它的崛起和繁荣不仅没有给亚洲各国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给亚洲各国带来威胁与灾难，最后走上祸人毁己、自取覆灭的不归路。日本的崛起深深打上了黩武传统的烙印，内外政策充满了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