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形势，实现二战后第二次崛起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国内经济倒退了25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国内一片狼藉，亲眼目睹了当时日本社会惨状的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写道：“国内已变成焦土，无论是粮食、住宅、衣物，都极度缺乏，而濒临饿死边缘，当时又加上复员军人，明治以来移居海外的人群也一齐涌了回来，自然发生了无可形容的混乱。”⑧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小林义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同样写道：“当时日本经济完全陷入了悲惨的境地”，“由于这场战争和日本惨败，除极少数人外，国民都陷入了极度的贫困，整个工业严重荒废”。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本看不到任何复兴的希望。
    但是奇迹终于在日本发生。日本在二战后重新崛起，固然与其国民勤劳苦干、特定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强有力的支持有关，也同样是与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关系、与大国结盟分不开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日本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二战后初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不只一次地讲过：“日本的立国基调，应该置于自由各国特别是与美国亲善协调上”，“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光是历史的必然，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性格上，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过，日本是海岛国家，国土狭小，拥有世界上罕见的稠密人口，为养活这些人，对外发展贸易扩大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美国、英国等自由各国才是日本最尊敬的伙伴。如果考虑到日本今后推进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外国资本，在他们当中特别是与美国的亲善关系对我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⑨ 寥寥数语，表现出日本与世界强国为伍的特点，也表现出战败后日本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
    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依靠与大国和强国的同盟关系求得发展的，与大国结盟的战略在二战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二战前，有1902年英日同盟、1937年德、意、日“三国同盟”，二战后又有美日同盟。依据1952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起来的日美同盟关系经过1960年调整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时至今日日美间的同盟关系影响仍有增无减。在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前岸信介说过：“日本绝不走向共产主义和中立主义，我们经常站在自由世界一边，其中与美国的合作最为重要。”⑩ 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国矛盾关系，是二战后日本历届领导人使用的战略手段，也是值得人们充分注意的历史现象。
    如何在战败的废墟上重新崛起，处理好与大国尤其与美国的关系是关键。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领导人始终以欧美文明为目标，走与欧美大国协调的道路。奠定二战后日本外交政策框架的吉田茂认为，日本是“世界中的日本”，不能游离于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之外，一个国家要实现平稳而有效的发展，不与大国结盟是不行的。他在研究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说：“明治维新以来先辈深思熟虑带领日本走过的道路，若应用到今天，就是与以英美为中心的自由各国一道前进。这条道路是不能丢的，也不能轻视其意义。另一方面，必须与先进大国相协调、追随，从自主性丧失的卑屈心理下面摆脱出来。我认为这实在应该是日本前进的道路。”（11） 在这里，可以看到二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倾向。
    日本与美国结盟的目的，在于迅速恢复国力，改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因为二战后初期当务之急是早日复兴经济，结束外国占领和恢复国家独立。但是作为战败国要做到这些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必须走一条让美国负担其安全保障的道路。由于冷战需要，从1948年以后美国对日政策经历了由削弱到扶植的转变。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成为美国军需供应地，接受大量的“特需”，到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生产设备总量、实际国民生产总投资以及农业生产等，都已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的战略目标。自1954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国民实际生产总值在1954-195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7％，1959-1963年达到10.8％，1964-1968年达到1O.9％，1969-1973年为9.6％。这一数字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实现了再次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汽车、造船、钢铁、彩色电视、半导体研发方面占世界第一位，计算机、智能机器人、激光、新材料和超导材料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在科技、经济、金融方面树起了大国形象：1990年世界最大500家工业公司日本占111家；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日本占20家；在汽车生产方面，1989年日本汽车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25.7％，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和的22％；在粗钢生产方面，日本的产量占世界总份额的14.1％，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和的13.5％。（12） 二战后日本的经验证明，日本的道路是成功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顺与大国的关系，重返国际社会。日本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借助美国的支持完成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也谨慎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并非单纯地受那种内涵狭隘的冷战思维的驱使，只要对国家有益就会作出主动选择。在这方面，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恢复日苏邦交和加入联合国就是突出的例子。1955年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从经济上回到了国际社会。此后面临的问题就是从政治上回到国际社会。鸠山一郎在执政时期说过：“我说过对中共与苏俄贸易有何不好？据说美国对此深感不安，实际上丝毫都无忧虑的必要。……为避免目前世界人类所恐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多与共产圈从事有无相通的交通与贸易。将共产主义一概视为敌人而不跟它们交通或贸易，反而会诱发战争，若要彼此相安无事，最好是加强彼此的交通与贸易。”（13） 这是对现实比较合理的处理态度。日本深知，苏联是二战后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是联合国中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对国际事务有极大的发言权。日本要真正走向国际社会，就必须加入联合国，而这一切又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经过谈判，日苏两国于1956年10月签订《日苏联合宣言》，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和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同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日本加入联合国。日本自1933年退出“国联”，23年后又重返了国际政治舞台。
    其次，利用东西方对峙的国际形势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日本恰好利用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美国对日本的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日本接受的大量军事订货，这种“特需”收入达32亿美元之多。由于全球冷战的需要，美国力促日本减少或终止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赔偿。例如1956年支付给缅甸的第一笔赔偿，仅占日本总预算的0.6％，若把次年支付给菲律宾的赔偿算在内，赔偿也仅占其总预算的1.1％，即使支付额最高的1965年也仅占预算的2％。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费解，吉田茂已把当时日本的想法和盘托出：虽然《旧金山和约》规定了日本的赔偿义务，“但是日本并未打算坚持执行这一规定”（14）。日本虽属西方阵营，但它并不愿意为盟友付出，时刻想借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经济问题始终是其对外关系中的首要考虑。国外学者指出：“日本人将许多措施和它的目的，都局限于经济的范围，这样一来，他们不但使国际政治活动内在的危机减至最小限度，而且更发展了一套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不大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倒像一个贸易公司的对外政策。”（15） 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日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民族生存与美国影响下的独木桥上摇摇晃晃，这可以从1957年上台的岸信介的意图中体会到：“和美国不能吵架，和苏联也不能吵架，和中国嘛，也尽量少吵。把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变成一个中型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让一亿人吃上饭。”（16）
    第三，在崛起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进取精神。日本民族是一个不断向外学习的民族，很少在成绩面前故步自封。在古代，它是中国文明的崇拜者，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近代，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学习欧洲的科技与文化，促进了社会变迁。二战后又学习和依傍美国，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伙伴与追随者。尽管人们对日本的做法褒贬不一，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日本民族的务实精神与灵活性是亚洲其他国家所不及的。日本作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崛起于东亚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如今它是全球性强国，正处于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过程中，未来发展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种因素在起作用。日本在近代崛起的过程中更多地借助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承认实力，丝毫不顾人类正义与公理，没有给亚洲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发展模式是应该加以批判和否定的。二战后日本的崛起则另当别论，其成功经验有可取之处，在积极利用国际条件，学习、模仿和引进西方技术，维护民族遗产与尊严方面，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