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中国研究肇始于“耶稣会士汉学”，迄今已有400年的历史。400年来，这种研究尽管因时因地而异，步趋并不一致，但由此累积起来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单是数量就已十分惊人。据袁同礼编纂、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文汉学书目》统计，仅1921年至1957年英、法、德文（另有一些研究澳门的葡萄牙文）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献即多达1.8万多种（不含论文）。从195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研究文献无疑更仆难数。如此浩瀚的西方中国研究文献，共同汇成了一部引之弥长的西方汉学史或中国学史。
    回望这部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在法国。之后，中心则转移到了美国。西方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位移，不仅意味着世界汉学空间格局的重组和裂变，更标志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
    法国汉学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欧美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早期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描述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的贡献远比法国重要得多。但是，这个局面很快就被改变和超越了。1814年，法兰西学院率先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法国汉学迅速职业化和学院化。
    确实，无论对法国，还是对欧洲的汉学而言，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都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后，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俄罗斯的彼得堡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此外，意大利、瑞典、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大学也正式设立了汉语课程和汉学教授席位。汉学由此进入“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
    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汉学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挫折甚至停顿，但始终处于欧洲汉学的领先位置。法国汉学家以学院为基地，建立了严格的学术传承和绵密的学术谱系，涌现出一批博大精深的堪称大师的汉学权威，代表人物有雷慕沙、巴赞、沙畹、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等。他们的学识和努力不仅构成了法国汉学的内在景深，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的发展。
    然而，法国汉学的这种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三位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的相继去世迅速衰退。而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却乘势而起，成为继法国之后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
    美国中国学当然不是从二战后才开始的，此前美国早已在耶鲁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设立汉学教席，并分别聘请卫三畏、傅兰雅担任教授。美国的一些学术社团如太平洋协会，也曾开展和推动中国问题的研究。但基本上未脱欧洲汉学的窠臼，并没有形成足以与欧洲汉学抗衡的研究典范。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学才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强势地位，并彻底改变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原有格局。
    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与费正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哈佛为基地，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一方面自觉地将研究重点由古典时代转移到近现代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力作；另一方面他又以造就中国研究人才为己任，为美国中国学培育出一大批顶尖的中国学家，当代美国中国学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出自他的门下，列文森、史华慈、孔飞力、柯文等，就是其中声名显赫者。正是凭借他卓越的组织和领导，美国中国学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如今，美国中国学研究机构已遍布大学、政府、军队、企业和各种智库，从业人员之多、研究领域之广、影响之大，西方世界无人可与争锋。
    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
    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学包含汉学，又广于汉学，它涵盖了汉学和现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因此，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个转变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空间格局的重组与裂变，更重要的是它内含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汉学时代的中国研究，大都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讲究典籍的校勘、考据与注释功夫。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许多天才著作，如马伯乐的《古代中国》、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伯希和的《甘肃中世纪藏书》和沙畹的《史记》等，都被长久地奉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那个时代的汉学大家，虽然取径和风格各异，擅长的研究领域也很不相同，但都更多地注重中国古典人文传统，基本上均以中国历史语言学、古典宗教、哲学和艺术为研究领域，以学问的精深为追求目标，恪守以文献学功夫为基础的汉学家法，并以精湛的造诣在世界汉学央上铸就了各自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