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世界史学者雷海宗先生说过：“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到的一种知识。”①这一说法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者的共识。正是这一共识决定了6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本特点：世界史不被认为是“知识的堆积”，其研究指向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既体现了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也间接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治学心态。
    现代中国的世界史并不是从中国史学传统中生发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史学科是“舶来品”，尽管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外来”的知识既然极具借鉴价值，国外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进展必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我国的开放程度、政治环境、不同时期对外国学术成果的不同评价和取舍，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我国世界史的研究水平。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年来，伴随对我国20世纪学术史的系统总结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已有不少列举我国世界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发表，因此本文不拟重列成果清单。我国世界历史研究总是围绕一定的世界历史理念而展开，这种理念往往在宏观或中观的研究中体现出来，所以本文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和世界史体系研究为轴心，回溯6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一、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中国必然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世界拉开距离和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加之国内百业待兴，因此，基础本来就薄弱的世界历史学科进展缓慢。1957年杨人楩曾呼吁：“我们的科学落后，当然不可能叫各门科学齐头并进，应当排排队，不妨把世界史排在末尾，只要不把它抛在外面。”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②而且，世界史学科无论在教学方面，还是研究方面，都充斥着僵化的苏联模式。1961年中国世界史学界就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展开过一次讨论，最后形成两点决议，一是必须批判欧洲中心论，二是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③在这种形势下，当1962年教育部决定为高校编纂世界史教材时，以苏联版多卷本《世界通史》为蓝本便成为当时学术上唯一可行、“政治上唯一正确”的选择。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年开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学术，虽属“无产阶级新学”，但毕竟保留了俄罗斯学界自18世纪以来不断向西欧学习的痕迹。在世界历史方面，希腊古典时代即已形成的以探究社会演变“模式”为己任的传统、近代历史科学发源地普鲁士创立的以民族国家史为“正宗”的观念，以及西欧固有的“欧洲中心论”倾向都在苏联史学家头脑中留有很深的印记，而这些印记正好与他们欲以世界各国历史证实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正确的初衷相契合，因而导致苏联版多卷本《世界通史》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同时，教条地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套用于世界各地“削足适履”的倾向，并把世界史处理为各国社会发展史的叠加。对于这部通史的缺陷，苏联史学家并非没有认识。该书主编茹科夫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公式主义”，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独特性，因此以五种社会形态为框架，将各国各阶段历史一一对位镶嵌进去的通史编纂方法具有“局限性”，因此该套通史只是“一次尝试”，仅“以科学通俗读物问世”，“不敢有使它成为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奢望”。④其实，该套通史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即编者所极力批评的“欧洲中心论”在编纂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克服，欧洲的经验依然是衡量其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该书第1卷第4编标题将古代亚洲各文明统称为“古代东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⑤
    周吴本《世界通史》对苏联版世界通史的剪裁是成功的，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学的教学和研究起到奠基作用，⑥却对纠正苏联版的局限和缺陷无能为力。这是时代使然，我们不能苛责于编者。但是毋庸讳言的是，苏联学者在这套“通俗读物”中所阐发的观点来到中国后竟成为权威的“主流”话语。这与中国世界通史编纂一片空白有关，但也许更因为这套《世界通史》所主张的“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⑦与当时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现实高度一致。总之，学术上的苏联话语和中国政治上的革命话语相结合，决定了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和特征：各国各时期的革命史、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主要领域。
    然而，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并非寂寞无声。周吴本《世界通史》编者之一吴于廑先生1964年在反思通史编纂工作时提出世界历史应包括“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内容”：“处于今天的时代，如果能产生这样一部世界历史，它既体现了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族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又体现世界历史怎样由不是整体的发展成为整体的，那么，这部世界历史就会打破过去这样或那样的中心主义，就会排除地区或种族的偏见，就会具有世界观点。”⑧周谷城先生从其倡导的“历史完型论”出发，也力主世界通史的完整性：“历史自身是复杂众多的统一整体，它的各部分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制约着”，“研究世界史，不能不利用国别史；但国别史之和，究竟与世界史不同；我们不能把国别史之和看成世界史”，⑨“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⑩吴、周两位先生的观点都极富见地，但这些观点是否如吴先生所说，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家所制订的世界史体系”完全对立，却很值得商榷。在20世纪上半叶，包括阿克顿等著名史学家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也曾提出世界史不同于国别史之和的观点。（11）吴、周两位都是关注西学发展的学者，他们是否参照了西方学人的观点，现已无从查考，但他们的观点与西方的前沿理念不仅同步并有所超越，却是显然的。
    最后不能不说一说雷海宗先生。雷先生早年接受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解放以后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从而能够更加批判性地看待世界历史。“越多看全世界的历史，越感到不敢轻下断语。各地各时的情形似乎很不一致。其中可能有规律可循，但规律仍待大家去寻。”（12）曾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他，对西方人宣扬的“欧洲中心论”同样保持强烈的批评意识。对西方人提出的“古代东方说”、“地理大发现说”、“土耳其人阻塞东西方传统商路说”都提出严正的批判。他提醒中国历史学者，断不可重复西方人的错误，把雅典历史无端地推及希腊，更不能扩而大之，把所谓“希腊历史”推及全世界。（13）2002年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曾撰写《偷窃历史》一书，缕述西方学者文艺复兴以来为“彰显西欧中心”是如何把历史概念化，把本非源自西方的事物说成源于西方，把本非具有普世性的事物说成具有普世性的。（14）其对西学方法论的批判视角，与雷先生颇为类似，只是晚了近半个世纪。我们说，世界历史学科在我国是“舶来品”，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需要借鉴国外的观点，但是不管这些观点来自何方，我们都必须保持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几代中国世界史学者期盼的“中国人写自己的世界史”的任务。在这方面，雷先生本可以发挥典范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错误，雷先生被边缘化，并失去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