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十年“文革”，中国文化遭到空前浩劫。“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政治与学术环境逐步改善，遭到破坏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始恢复，学术研究与讨论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着我国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世界史研究也开始转变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一目标。1979年陈之骅发表《世界史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一文，表达了中国世界史研究新的“致用”取向。作者在文中号召世界史工作者正确理解和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治学方法，解放思想、勇于实践，使世界史研究更好、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15）这样，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和以革命话语编纂的世界历史，逐渐让位于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线的世界历史。起初，由于“文革”造成学术断裂，而新的学术体系尚未建立起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世界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苏联体系”的语境下进行，1960年代的研究热点也得以继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史、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在去除了一些政治口号的情况下，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到19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快速发展，高校的历史院系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新一代世界史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呈几何级数增长，大量世界史专著问世。世界史研究的领域也大为扩展，除了以往的政治史外，经济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逐渐成长为新的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政策对世界历史学科的直接推动来自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和广泛开展对外交流的政策。世界史研究者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走出国门，扩大交流，引进资料，学术视野大为拓展。教育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引发了有关世界史的两大宏观思考。
    首先，正常的高等教育恢复以后，需要重新编写世界历史教材。吴于廑教授在1978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16）随后，他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出发，先后发表了数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1983）、《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1984）、《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1987）、《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1993）。这些成果所体现的宏观世界史观念，集中表述在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1990）撰写的“世界历史”词条中。他在此提出，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指各个地区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17）与此同时，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及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等若干主张全球史观的西方名著也以中译本的形式问世，这些书中提出的理论与方法与吴于廑的思想有颇多暗合之处。由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主编，于1994年出版的6卷本《世界史》正是在这种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并注重纵横联系的思路指导下编纂的。与1960年代的周吴本相比，这套吴齐本教材取得以下几个突破。第一，基于对生产力进步是世界纵向与横向发展原动力的认识，赋予生产力进步以革命意义，引用了农业革命、科技革命等概念，颠覆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理论。第二，将世界历史分为古代（1500年以前）、近代（1500-1900）和现代（1900年以后）三个时期，避免了以五种社会形态“格式化”全球史的倾向。第三，采用大区划排比叙述法，体现世界的一体性和时代的主流。全书一般章节的最小单位也是东亚、西亚、东欧、西欧、北美等地理区域，鲜见对某一国家的单独叙述。同时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化世界、儒佛文化世界、游牧世界、农耕世界、工业世界、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第三世界等大文化地理范畴则贯穿全书，为超越“国家本位”，可谓用心良苦。第四，将世界现代史和中国史纳入通史，而涵盖这两部分使该书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整体世界史”思想。但是，由于该书编写队伍庞大，作者并非全部透彻理解吴于廑先生的编纂思想，或者即使理解也囿于能力不逮而在写作中无法贯彻，该书的质量参差不齐，有关“横向发展”的描述十分薄弱。另外，由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学者研究重心均在少数发达国家，对亚非拉国家的历史缺乏了解，所以该书无论从设计架构上，还是从篇幅比例上都未能摆脱编者所极力试图避免的“欧洲中心”痕迹。（18）总之，吴齐本的成功之处与缺陷不足同样证明了吴于廑在该书总序中的断语：“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而非割裂的考察”在中国史学家面前仍是一个“方在开端”的任务。（19）
    其次，经济建设引起的宏观世界史思考体现于“现代化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世界史研究者立即开始思考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他们意识到，“阶级斗争史观”是最大的理论障碍，不排除这一障碍，一切都无从谈起。1980年初，罗荣渠教授发出第一声呐喊：“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生产力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动力；经济条件同阶级斗争一样，也是贯穿于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条红线。”（20）十多年以后，面对史学由于种种原因陷于“边缘”的“危机”局面，他再次发出呼唤，“全中国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的大潮之中。在这个新形势下，历史这门古老的学科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在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伟大的理论思维。伟大的变革时代也必然引起并召唤学术思想与学科的大变革”。他说，当前国内外的中心话题都是“发展”，而我们的世界史学科“却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历史学要走出“危机”，首先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21）钱乘旦教授说得更直白：“我的观点很明确，历史学要走出‘危机’，就必须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框架。”（22）20世纪中叶，从美国发展社会学中分化出一个交叉学科--“现代化研究”，这一研究不管起初有多少理论破绽，也不管后来经历怎样的变化并收获多少褒贬不一的评价，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特殊环境里，她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罗荣渠教授首先把这一学说用于历史解读。他利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指出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具有多重复杂性，批评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为简单、机械的“一元单线说”，既不符合马克思原意，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实际。他提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历史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因生产力的大变革引起，都因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形式，却独不与固定的社会形态一一对应，从而宏观地架构起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颇具创造性地将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嫁接在中国特殊的学术语境中，打造了一个解读世界历史的新的理论工具。（23）一时间，“现代化史”成为中国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显学”。据统计，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8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在历史出版物极不景气的形势下，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国别史研究著作就出版了24部之多，涉及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荷兰、日本、美国、拉美、墨西哥、俄国（苏联）、韩国、新加坡、东亚、中东、伊朗等等。（24）有关各国、各地现代化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现代化研究还以其丰富的内涵，拓展了我国世界史的研究领域，文化史、社会史继政治史、经济史之后进入世界史研究者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化主题在“史学危机”的年代带领世界史学逐步走出“被遗忘的角落”。但是，“现代化史学”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催生一批科研成果，而在于其思想解放意义。“现代化体系”的初露端倪使替代“苏联体系”具备了现实可能，现代化理论的引入，是中国世界史学界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大胆借鉴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当然，我国的“现代化世界史学”也有“负面”影响。现代化研究偏重于对各国的个案分析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从而忽略国家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吴于廑先生所极力提倡的世界史横向研究尚在启动之中就被“现代化大潮”淹没。1997年，罗荣渠教授遽然去世。对中国的现代化史学乃至世界历史学而言，这都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