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
    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这种主张不仅模糊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掩盖了1949年这个年代的极其重要性。
    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开始，这种主张貌似重视辛亥革命，却忽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较之辛亥革命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问题。如果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或断限）涉及的是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范围，则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涉及的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看法，是它包含什么内容，它的历史发展趋势，哪些新的阶级产生了，哪些旧的阶级力量衰弱了，哪些阶级力量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步伐，等等。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差不多延续了半个世纪。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早在1954年胡绳发表上述文章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就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们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胡绳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参加讨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提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不同主张，但对于胡绳的意见，与议者多数表示了赞同，并无根本分歧。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争论，再次开展起来。李时岳、胡滨把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其根据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胡绳、刘大年、张海鹏、苑书义等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认为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简约一点，也可概括为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公式。这样说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个革命不胜利，资本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不可能的。章开沅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以上两种观点都有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应被理解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还涉及所谓革命高潮问题。以前讨论革命高潮，是把中国近代史放在1840-1919年范围内，如果把中国近代史延长到1949年，则对革命高潮的看法会有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对革命高潮的提法提出质疑。80年代末，陈旭麓认为，从110年的近代历史来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得到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垮封建势力。张海鹏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提出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从110年的历史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当然，说基本内容，并不是全部内容。全部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比这些丰富得多。有了这些基本线索，可以把一堆铜钱贯穿起来，人们认识这堆铜钱的整体就方便多了。
    以上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认识，已经大体上取得共识，是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有了这些成就，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整体面貌就清楚了。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指此而言。就是在这样一个整体认识的架构下，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
    再说第二点，是加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交流。这一点其实不必多说。20年来，在中国近代史学术领域的国内国际交流，已经司空见惯。这些交流，包括举办学术讨论会，学术互访，共同研究，学术论著的发表等方面。中国大陆学者与台港澳学者之间的交流，已经很频繁。中国学者与各国学者间的交流也已经有章可循。
    第三点，拓宽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是60年来，特别是2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重大进展。20世纪80年代初，近代史学界在反思中，一方面肯定“文革”前17年近代史领域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那个时候学术研究领域比较单纯，领头的是近代政治史研究，或者说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也往往是部门经济的研究，思想史研究开展也不够。近代政治史研究，也多是“八大事件，三大高潮”，领域狭窄，视野单纯，论著不够丰富。经过最近30年发展，上述缺点已经基本克服。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近代政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经济史、近代思想史、近代军事史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中华民国史、近代文化史、近代社会史、中国现代化史都是近30年新产生并且发展很好的学科。无论是原有基础较好的学科，还是新产生的学科，都有相应的代表性研究机构，都有代表性学者和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已经极大丰富了，学术视野大大打开了，研究对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科布局已经趋于完整和合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与30年前相比，特别是与60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