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史学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种史学流派迭出。随着“国学研究院”的兴办，聚集在清华大学的一批史界学人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及共同的工作学习环境，而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旨趣及研究方法，形成“清华学派”。在清华求学的杨联陞接受了系统的史学教育，深受其惠，并且作为清华史学的海外传人，将“会通史学”输送到国际汉学界。本文拟对杨联陞的史学特色进行考察，以进一步印证“清华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派别的合理性，来阐释“会通史学”作为一种健康的史学研究路数所具有的持久生命力。
    一、“清华学派”及其特征
    学界关于“清华学派”的提法始自20世纪80年代。①背景有二：一是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及知识分子的研究渐成学术热点，且方兴未艾；第二点则更为直接，是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建及复兴为契机，②一些学人，特别是与清华相关的学人，试图追寻“老清华”的学术轨迹及学术精神，以期重续三四十年代清华学术尤其是“国学研究院”之辉煌。
    继“老清华人”王瑶于1988年提出“清华中文系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后，徐葆耕、胡伟希、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刘超等人又一步从定义、学理及史实等各个方面充实了清华学派的内涵。③如徐葆耕先生发挥冯友兰先生的“疑古”说，将清华学派的提法引入清华史学。张岱年先生也以亲身经历之感受认可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清华哲学系称为“清华学派”是有事实根据的。④胡伟希先生则进一步区分了狭义及广义上的“清华学派”。他认为狭义上的清华学派专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以清华哲学系为中坚的哲学派别，广义的清华学派泛指此一断限内整个清华大学文科为代表的一种学术文化思潮。北京大学的刘超则将清华学派的外延扩展到整个清华，并不仅限于文科。因为这一指称“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尺规。”
    何兆武、李伯重等先生基于学理及概念上对“清华学派”的分析更有代表性。何先生对于“清华学派”持“疑似”存在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有着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致的主题、方向和兴趣的一个有组织的”通常意义上的“清华学派”；另一方面，“由于共同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之下”，又自然地使清华学人产生“某些共同的情趣和风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称之为“清华学派”。⑤李伯重先生与何先生看法相近，但进一步从概念上严谨地分析了“清华学派”这一称谓的合理性。依照《辞海》的解释，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在此意义上“清华学派”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而西方有关“学派”（school）一词的解释与此不同。如霍恩比（A.S.Hornby）：《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1997年版的解释为：“Group of writers,thinkers,etc.,sharing the same principles or methods,or of artists having a similar style”，而《美国传统辞典》2003年版的解释是：“A group of people,especially philosophers,artists,or writers,whose thought,work,or style demonstrates a common origin or influence or unifying belief”，即“拥有相同理论或方法”，或者“思想、作品或风格显示同样的渊源、影响或信仰”的学者或作家群体。李伯重先生更倾向于将学派定义为“拥有相近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清华学人虽各人研究领域及治学风格各有不同，但“治史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方面却颇多相近之处，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基本相似的理念与方法论的学者群体，这种理念与方法论，经过不断发展，到了国学院结束后，已经定型，我们可以将当时的清华史家群体称之为清华学派。”⑥而其形成阶段的代表人物正是曾经担任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
    在“清华学派”这一概念下，学界对于“清华学派”的主要特色及体现的学术精神的看法则比较一致，大体可以用一个“通”字来概括。表征则是以“通才教育”为主的办学模式及以“精英培养”为中心的教育理念。⑦具体而言，王瑶先生认为，清华学派兼有“京派”的乾嘉遗风及“海派”的宏观理论之长，微观与宏观结合，力图找出历史现象背后的“时代及社会的原因”。何兆武先生则进一步将“清华学派”的共同情趣及风貌归结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著名史学家、旅美清华学人何柄棣先生对此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认为清华实施的是“人文通才教育”，而历史系中“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⑧。他甚至强调指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做到这三个“并重”，且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事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此时也正好是本文的主人公杨联陞先生就读期间。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之下，清华的学术精神及维系命脉则是陈寅恪祭王国维文中所写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二、杨联陞与清华
    从杨联陞1933年入学到1937年毕业，正是清华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正值清华的鼎盛时期。“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虽是民间选婿的玩笑之词，却也从侧面说明了清华在京城高校里的独立一帜及清华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
    人生中处处充满意外。1933年杨联陞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被保送师大、燕京，又同时考取北大中文及清华经济二系。如果说最终选择清华只是遵从家长意愿并非其初衷的话，那么四年的清华生活应该说让他充满了对这一幸运选择的感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