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我向往的是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大书如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单篇文章如沈兼士先生《“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
    陈寅恪先生也正是在评价沈的这篇文章时指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37）。
    陈寅恪先生这一评述，想必杨联陞早在清华读书时即已看到，杨的几部著作也都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治史路数。如《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分别追溯“报”、“保”、“包”三字的起源，并详细搜罗了其在各个时代演变出来的语义，注重分析其在中国整个社会文化及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同时认为三个字都可用一个“信”字来贯通：“报”，人们报答祖宗乃依于对先人的信仰；“保”字，是要我们对所保的后代有可信性；而“包”字，是人对社会人群的信实。而“信”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著作可以说正是“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一部社会史的典范之作，是为陈寅恪先生这句名言所作的精彩注脚。另一部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也是一部在经济史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对中国历史有关货币和银行的约300个左右的关键词着重作了记述和分析，脉络分明地叙述了历史上货币与信贷的演变，并时时注意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背景。同样精彩立意的文章还有《国史探微》及《中国制度史研究》中收录的几篇涵盖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中国史的一般性通论之作，都是在具体考证的训诂学基础上得出了综合性的结论。其他单篇文章如《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及《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等也无一不是广泛运用社会科学于史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精彩之作。难怪周一良也把杨联陞与陈寅恪先生并提，认为他很好地发扬了寅恪先生的治史风格。
    莲生的学问包括中国历史与语言两大方面。语言兼及古代和现代……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38）
    正像林聪标在杨联陞1985年到新亚书院讲学时所说的，“近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是由乾嘉史学因缘发展而成，由札记考证、名物训诂而进以贯通史事，探究风俗典章，进而蔚为大观。但十九、二十世纪中西交通发达，西洋史学的绵延扩大由考古史者所发扬，每以博闻广问、记诵考索为根本，自不免与乾嘉以降的史法史识相互为用，而援引壮大。尤有进者，当代社会学、经济学之发达也直接塑造了民国以来史学研究的风尚。在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大师的开拓下，于民国初年熏陶出一批杰出的青年史学家，杨联陞则为其中的代表人物。”（39）
    应该说，杨联陞的这种“以小见大”、“观微知著”的治学风格的养成，不排除有其“天赋才能”，但更多地还与他在清华所受到的通才教育有关，由历史了解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佛学、禅宗、博弈、绘艺、俗曲等，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的学术魅力，更成为杨联陞等人终身追随的目标。如对于陶希圣称赞他“博学多闻而自成一家言，转益多师而自成大师”，杨联陞惶恐不安，认为“‘自成大师’四字，我实在不敢当。如教我隋唐史的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大师，我再活二、三十年也未必能到。”（40）尤其是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当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在美国蔚然成风之时，杨联陞原有的治学倾向得到更好的发挥。以训诂考证的微观和社会科学的宏观互相结合，相互阐发，广泛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律学等各学科知识，在博雅的基础上，坚持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认可。
    四、余论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国维、陈寅恪二位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作为清华学术精神之灵魂，更是深深影响了包括杨联陞在内的几代清华学人。因为唯有具备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人才有可能真正发前人之所未发，想前人之不敢想，才能真有创新和真知灼见，也才能真正成为第一流的学人，成就第一流的学术成果。正如1965年初秋，清华毕业生、亦是杨联陞的同学及终身密友的林家翘自麻省理工大学到芝加哥作学术演讲时，曾对何炳棣说：“咱们又有几年没见啦，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41）而杨联陞也正是凭借严谨的学风、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始终站在国际汉学的研究前沿，因而被同行们--包括傲慢的日本汉学家--视为国际汉学界的第一人。（42）对此，杨联陞深表不安，提议以“第一线”替代“第一人”的提法。这与林先生的观点亦有相通之义。
    我想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人，而谈第一流学人与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对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其中也有因年老或因语文关系对时贤工作不甚注意，仍不害其为第一流。（43）
    反之，如不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但容易为政治及意识形态所局限，即便是在学术研究中，也不免因循前人，甚者更会抄袭伪造学术成果而混迹学界。对此，杨联陞深恶痛绝，其日记中多次对于诸如此类的人和事，表达愤慨之词。（44）此种精神一方面力图捍卫学术独立自由之权力，另一方面更表现出对其自身学术的高度自信。所以当1968年杨联陞得知他终身景仰的老师陈寅恪在文革中遭受攻击时，不禁失声痛哭；而当1956年费正清领导的东亚研究中心试图以近现代中国学研究取代东亚系及哈佛燕京学社中的传统汉学研究之时，杨联陞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注释：
    ①这个提法是由1943级毕业生王瑶在1988年“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有一个鲜明特色的学派。”（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②建国后，清华人文社会科学中重新建系最早的是1983年的外文系，然后是1985年的中文系、1993年的历史系、1999年社会学系，其他几个系则都在2000年之后。由此可见，对于清华学派的学术研究，其时间段正好与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各系重建时间相合。
    ③胡伟希：《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谢泳：《大学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徐葆耕：《紫色清华》，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陈平原：《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超：《“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天涯》2006年第2期。
    ④张岱年：《回忆清华哲学系--清华学派简述》，《学术月刊》199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