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以中西新旧的学术转承为重要内容，它集中体现在大学研究院所和专门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机构设置和学术传承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大国学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大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是现代中国一批重要学术研究机构，20世纪20年代次第成立，在人员构成、机构建制和学术精神上一脉相承。前人已有论及①，而问题甚多，空间广大。本文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着意探究中大语史所与上述机构在人员、建制和学术上的关联，从而揭示它在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 人脉源流
    中大语史所人员来源广泛，主要来自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和清华国学院，留学回国人员也不少，他们是中大语史所的中坚，有的还是中研院史语所初期的重要成员。
    中大语史所由傅斯年筹办，全仗朱家骅慧眼识人。②好友顾颉刚鼎力相助，并日益成为实际推动者。顾颉刚致函胡适说：“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虽未成立，而已有房子，书籍，职员，出版物，同已经成立一样，这一方面孟真全不负责，以致我又有实无名地当了研究所主任。”③顾颉刚做“有实无名”的所主任，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他在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任过事，有办研究所的经验，建中大语史所，他出力不少；其次，在中大语史所筹备阶段，傅斯年又忙于谋划中研院史语所，无暇兼顾，语史所便由他打理；再次，他引荐了容肇祖、钟敬文、罗常培、丁山、陈锡襄、董作宾等人入所，他们大都是他在北大国学门或厦大国学院的故旧，形成一股势力。这是鲁迅在厦大国学院指责他营植排挤的主要罪名之一，也是他与傅斯年后来闹僵的要因之一。④
    傅斯年毕竟是所主任，人事安排并非全听顾颉刚的。江绍原因鲁迅之荐，聘任中大英语系主任。鲁、顾交恶，江氏担心受牵累而辞职，并函告胡适。胡适回信劝说，傅斯年仍希望他去，并说傅、顾把他看成鲁迅派“此确是”他的“误会”。胡适进一步解释说：“我同孟真谈几次，都主张消除党派成见，他也极赞成，且有事实可为证。如他极力拉介泉往粤，是一事；颉刚曾荐程仰之，而孟真不用，又是一事；颉刚荐陈万里，他也不用，又是一事。此皆我所亲知，故敢引来作例。”⑤介泉（潘家洵）、程仰之（程憬）、陈万里是顾氏在北大和厦大的故交，他曾向傅氏引荐而未获聘。
    1928年9月，傅斯年受聘中研院史语所所长。11月，卸中大语史所主任职，由顾颉刚代理。12月下旬，顾颉刚就任该职。
    中大文（史）科教职员参加了语史所工作，理科生物系和法、预科一部分教职员也参与其事。这就突破了北大国学门以文科为主的单一性，既与厦大国学院筹备前期的情形相似--文、理、法、预科兼容，又避免了厦大国学院后期文理争锋之弊；但人事纠纷与学术分歧总是难免的，《吴歌乙集》风波和史禄国事件就是典例。⑥
    中大语史所从1927年8月筹备到1930年11月停办，人事纷更：所主任有傅斯年、顾颉刚、商承祚，事务委员会委员有傅斯年、顾颉刚、余永梁、黄仲琴、马衡、徐绍棨、罗常培、容肇祖、商承祚、刘奇峰、沈刚伯、伍俶、何思敬、闻宥、葛定华、陈楙（懋）、丁山，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有傅斯年、顾颉刚、余永梁、容肇祖、商承祚、何思敬、黄仲琴、徐绍棨、罗常培，民俗学会（组）主席（主任）容肇祖（何思敬），考古学会（组）主席（主任）商承祚，语言学会（组）主席（主任）闻宥，历史学会（组）主席（主任）沈刚伯，档案整理室主任黄仲琴，名誉顾问有赵元任、傅斯年、陈垣、容庚、邓尔雅、何遂、谢英伯、蔡哲夫、辛树帜、童仲华。其中，7人来自北大国学门，4人来自厦大国学院，2人来自清华国学院，6人曾在国外留学。显然，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的教授、学者是中大语史所的主干，留学回国人员充当要角，清华国学院的影响也不小。
    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教授是中大语史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赵元任是“清华研究所教授，始于美洲习物理及逻辑，声闻一时。后专研究音乐及言语学，贡献甚多。将以方言研究辟汉语学之路。”⑦余永梁、杨筠如、孔德、朱芳圃均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前三人曾编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语史所周刊》），余氏还是中大语史所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大语史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协助顾颉刚起草了《本所计划书》。杨氏《尚书覈诂》、余氏《金文地名考》，作为“本所周刊论文汇刊”，首印单行本。⑧这是他俩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优秀论文⑨，同样受到中大语史所青睐。这四人在《语史所周刊》共刊文32篇，因为他们的关系，王国维、陈寅恪、李济、徐中舒、张荫麟、姚名达、黄淬伯、卫聚贤、程憬、王庸、戴家祥、罗根泽等人在《语史所周刊》共刊文34篇。可见，清华国学院师生在中大语史所的地位不可轻忽。
    在中大语史所发展中，留学回国人员举足轻重。所主任傅斯年自不必说，中大法科主任何思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大民俗学会发起人之一，“同情”《民俗》周刊的编辑，“亦愿负责帮忙”；⑩是审查和编印民俗学丛书的负责人之一；后任民俗学组主任。中大生物系主任辛树帜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热心中大民俗学运动。志同道合使他和顾颉刚成为至交，因而与人结怨。顾颉刚在日记里评价说：“余与树帜性格相同，事业心强相同，扶植后进心切相同，故得谤亦相同。”（11）中大文科主任刘奇峰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因学术分歧和党派之争，与语史所代理主任商承祚闹得很僵，商父商衍鎏在日记里有所披露：“祚儿粤教授，其主任刘奇峰之与生意见，聘书为其扣发，虽戴朱两院长有挽留之言，而尚无切实办法。缘刘氏就职后，对刊物发表学术著作，诸多干预，妨碍学术风气，更尤涉及党派，独断独行，与承祚意见相反，甚至发生口舌，关系至僵。”（12）
    中大语史所的主要成员还是创办中研院史语所的班底。1928年1月，傅斯年建议中研院设史语所。3月，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任中研院史语所常务筹备员。5月5日，他们开列了一份中研院史语所拟聘研究员名单，中大语史所占了12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敬、罗常培、商承祚、丁山、容肇祖、董作宾、余永梁、黄仲琴、辛树帜（13），这些人大都出席了中研院史语所第一、二次会议。（14）故可这么说，中研院史语所筹备初期实以中大语史所人员为主干。
    随着中研院史语所工作的展开，傅斯年坚持“找新才”和舍弃“浮华得名之士”的原则，聘清华国学院三大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分任中研院史语所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组主任，吸收北大等名校优秀毕业生为助理研究员。至此，中研院史语所完成了人脉更新，免去许多旧的人事纠葛，加上共同的学术信念和傅斯年的组织才干，借助外部环境的渐趋稳定，迅速取得斐然成就，初步实现了中国争取世界性学术发言权的目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