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机构演变
    中大语史所的机构设置，既承袭了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的规例，又有一些变化和新创，为中研院史语所的建制奠定了初基。
    设中大语史所事务委员会，商同所主任，执行该委员会议决应办事件。（16）它相当于北大国学门委员会和厦大国学院事务会议，委员9人，其中常委3人，轮流在会办公。1928年5月16日，事务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容肇祖、顾颉刚、黄仲琴、余永梁、马衡、徐绍棨、罗常培、傅斯年等人出席，推举顾颉刚、余永梁、黄仲琴为常委，议决所务多项。（17）6月11日，事务委员会开第三次会议，议决调查广西瑶族，派容肇祖、商承祚到韶关调查古迹等事。（18）1929年1月8日，组织新的事务委员会：刘奇峰、顾颉刚、商承祚、伍椒、陈楙、丁山、容肇祖、黄仲琴、余永梁。（19）10月7日，事务委员会人事变动，顾颉刚、余永梁、丁山离开中大，加聘沈刚伯、闻宥为委员。（20）11月2日，事务委员会开会，商承祚报告增添蒋径三、刘万章为本所助理员，议事多项。（21）12月28日，事务委员会议决改订本所系统图、规程及其他事。（22）
    中大语史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是傅斯年函请校长戴季陶特别核准成立的（23），聘顾颉刚、何思敬、徐绍棨、商承祚、罗常培、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傅斯年任委员（24）。1928年5月16日开第一次会议，推举傅斯年、余永梁审查《语史所周刊》稿件，顾颉刚、容肇祖审查《民俗》周刊稿件，顾颉刚、何思敬、黄仲琴审查民俗丛书。（25）28日开第二次会议，顾颉刚提议，今后凡经本会通过审查的出版物，无须送交学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复审，以省手续而分责任。（26）顾氏提议有针对何思敬、伍椒在学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反对印行“民俗丛书”之意。（27）1930年，中大语史所公布《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简章》。它规定：“本会为本所一切出版物审查机关，有审定应否出版，及出版先后次序之全权。”（28）
    成立民俗学会、考古学会、语言学会、历史学会四学会。中大语史所民俗学会兼具北大歌谣研究会、北大国学门风俗研究会和厦大国学院风俗调查会的职能，它最先成立也最有成绩，突出表现在创办《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和出版“民俗丛书”上。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都成立了考古学会，前者还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组东方考古学协会，欲在实地发掘上有所作为，因故未果。（29）厦大国学院制定考古学计划，拟加入东方考古学协会，并组织发掘团，拟先在安阳发掘，亦因国学院解体而夭折。（30）中大语史所在广州附近石牌发掘了晋砖（31），为小型发掘。到了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组，开展了不少的大规模现代考古发掘。中大语史所语言学会覆盖了北大国学门方言研究会的内容，而外延更广。从《语史所周刊》“切韵专号”、“方言专号”来看，语史所的语言学研究从文献考订开始转向注重语言学和方言学调查。中研院史语所语言学组以汉语方言、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和语言学为工作范围，借鉴欧洲语文学派的成绩，应用科学的方法，借助实验的手段，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语言实验室。（32）历史学会是中大语史所新创，无甚建树。倒是旧书整理部和档案整理室沿袭北大国学门和厦大国学院做法，整理了一批旧书和广东民政厅旧档案。中研院史语所对明清史料的整理，规模空前，成绩卓著。（33）
    培养研究生是中大语史所应有之义。1927-1928年，中大语史所两次颁布招生简章，皆“因校款支绌，种种设备无术举办，致未能实行招生。”顾颉刚以此为念，拟乘1929年寒假北行之机，预聘专家，暑假再在北平、上海、广州三地招考研究生30名。（34）可惜“研究所招生广告在报上登了十余天，尚无一人报名”（35）。嗣因顾氏辞职，中大语史所招生未果。
    1929年年初，中大语史所提出本所扩充屋宇意见书。（36）1930年4月，因经费支绌和人事变迁，中大语史所缩减规模，改订组织系统，学会改称组，学会主席改称主任。沈刚伯、闻宥、何思敬、商承祚分任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组主任，增聘黄仲琴为档案整理室主任。（37）
    中大语史所继承和发展北大国学门规制，拟建成一个寓学术研究、培养人才、陈列参观等于一体的现代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但因各种原因致使计划未果；倒是中研院史语所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这一职能。中研院史语所在大陆二十余年，吸纳了一批中国文史学界精英，也培养了不少文史学人才，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典范。
    三 学术转承
    中大语史所明确标举语言历史学，从笼统的国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史学研究，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成为史学的辅助学科。
    中大语史所和一般以“国学”命名的研究机构不同，与傅斯年对国学的态度有关。早在1918年北大文科师生“研究国故”讨论中，傅斯年赞成并首次使用了“整理国故”一词，后被胡适援引，进而发展为一场全国性学术文化运动。（38）整理国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远在欧洲的傅斯年提出“绝国故”主张。（39）创办中大语史所，他一反“国学”命名的时风，另树一帜。在《旨趣》中，他明确反对“国故”、“国学”、“中国学”等名词，认为：“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历史学或哪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40）其深意在改变中国固有的治学之道，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41）
    傅斯年一向重视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北大读书时，他认定“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推崇中国传统考据方法，希望以西洋方法来补其不足：“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42）留学后，他醉心欧陆语文学派的治史方法，尤钦服法国伯希和（Pelliot）和瑞典高本汉（Karlgren）。（43）傅斯年之所以“偏爱”“科学的语言学”，是因为“讲历史，归根总要讲到思想史；讲到思想史，原始的材料就是语言，这一中心观点不但解释了历史与语言的研究为什么分不开，由此也可以看出，蕴藏在他内心最深密处为他最关切的学术问题，实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阶段及其形成的主动力量。这一问题所牵涉的，除了历史学语言学，还有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44）
    傅斯年和顾颉刚论中国古史，认为过去史学和考订学成绩不多，“而语文学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45）。这应是傅斯年将语言学置于历史学之前的一个考虑，但主要还是受欧洲语文学派的影响，用语言比较方法来研究史学。傅斯年称羡顾颉刚，却不想追摹其后，而欲另辟蹊径，成就自己的学术威名。（46）
    从中大语史所到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办研究所的意图一以贯之。首先，强调“集众的研究”。民初以来，建立学术研究机构成为学界共识，出现北大国学门，效者蜂起。中大语史所揭举“集众的研究”旗号，使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能更为鲜明。在《旨趣》中，傅斯年诠释了“集众的工作”样式的意义：“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在傅斯年看来，“这集众的工作中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有系统的研究。无论范围大小，只要其中步步都是做研究工夫的，便不会流成‘官书’的无聊”。（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