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语史所以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的学者、教授为骨干，这就使它基本沿着这两个机构一线下来的学术路向而发展。留学回国人员和清华国学院师生的加盟，注入了大量多元的新学术理念，使得中大语史所的机构建制和学术精神，既有传承的一面，又有新创、变化和发展的另一面。
    从中大语史所发展而来的中研院史语所，先因后创，在人员结构上，割断旧的人脉，倾注新鲜血液，以留学欧美的清华国学院导师为中坚，吸收北大等名校毕业的研究生为基干；在机构设置上，化繁就简，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重点破解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难题；在学术理念上，进一步确立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观念，沿着找寻新材料、发掘新问题、援引新工具的路线，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既是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大语史所承上启下，完成了人脉转移和机构转换，实现了从笼统的国学研究向综合的史学研究的转变，据有转换中枢地位。中研院史语所的建立和发展，标志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确立。
    注释：
    ①前人研究各有侧重，如：桑兵通过考察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演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和中大语史所的人脉关系；又以分析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为主线，揭示了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转承，重点分析了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学旨趣的异同（《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陈以爱理清了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的人脉源流和学术脉络，侧重于北大国学门的影响（《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施爱东梳理了中大民俗学运动中的人事纠葛和学术传变，涉及了中大语史所与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中研院史语所在民俗学上的关联（《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创立和学术转型--以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为中心》，中山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查晓英认为，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中大语史所在人员和考古取向上一脉相传，而清华国学院和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取向更为接近《从地质学到考古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已有研究虽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仍有很大拓展空间。
    ②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③《顾颉刚致胡适》（1928年2月27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51页。
    ④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19页。
    ⑤《致章绍原》（1927年10月2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全集·书信（1907-1928）》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页。
    ⑥参看拙文《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吴歌乙集〉风波背后》，（《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
    ⑦《本校文史科概况》，《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校报》，1927年8月25日，第19页。
    ⑧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1930年，第74页。
    ⑨《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1927年6月。
    ⑩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1929年，第127页。
    （11）顾颉刚：《颉刚日程》（抄件），1928年12月16日。顾先生日记抄件由顾潮女士提供，谨致谢意。
    （12）商承祚：《我的大半生》，商志香覃编：《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
    （13）《致蔡元培、杨杏佛》（1928年5月5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60～61页。
    （14）王懋勤：《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版，第198页。
    （15）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74页。
    （16）《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18页。
    （17）《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62～63页。
    （18）《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