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⑨杨联陞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直至晚年，这种情愫仍时时萦绕其心，“每因长夜怀师友，更假余年念清华”⑩。此时的清华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物质条件，在社会各界包括京城其它高校资金捉襟见肘、争薪讨薪风潮不断的情况下，唯有清华仰赖美国退还的“超收庚款”，得以继续发展。特别是1933年后，退款倍增，清华经费更为充裕。在此基础上，自然环境优美的“水木清华”所有硬件设施的配套如“四大工程”（11）都可比肩美国大学。（12）青年时代的杨联陞正是在环境如此优越的清华园里激情“斗牛”、勤奋“开矿”。（13）另一方面，清华的历任主事者尤其是1926年出任教务长、1931年出任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更是利用清华得天独厚的资金优势，倡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大手笔选聘了诸多名师，并进一步确立“教授治校”为中心的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优良的物质条件、美式教育下的民主治校之风，师生间督励之惠，同学间的砥励共学，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都为清华师生提供了发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宽松氛围。由此，清华一向坚持的“通识教育”得以有保障地顺利开展。而以经济为专业的杨联陞也才有机会选修了许多文史学系的课程，最终成为专业的历史学家。
    早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甫一成立，其教学便注重“文理并重”的通才教育，只是更为偏重西方文化。直到1923年校长曹云祥延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张彭春推行课程改革，加强了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关怀，并于1925年成立了以吴宓为主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立意即在于培养学生对于中西文化的会通及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通彻了解。（14）杨联陞后来回忆清华国学院的盛况曾有一首“人文社会学院献词”，很好地概括了清华几位导师各有特色又“五星”“互影”的师资阵容。
    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并。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
    任公倡新民，静庵主特立。寅恪撰丰碑，史观扬正义。
    元任开语学，济之领考古。后贤几代传，屈指已难数。
    人文社会学，理工亦科技。真善自千秋，精美方成器。（15）
    杨联陞入学之时，国学院已于1929年停办，几位大师除陈寅恪、李济外亦飘零星散，但国学院之遗风却在清华很好地传承下来。此时梁启超的“新史学”早已浸入学界，影响深远，从当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所进行的改革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史学”的影子。“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16），鼓励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吸收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并特别延请到擅长理论及历史哲学的雷海宗主持中国通史的讲授。王国维先生也一向认为学无新旧，无中西，更无有用与无用之分。（17）这种为学态度正与清华学风不谋而合。加之深厚的哲学素养及严谨朴实的考据学风都对确立清华国学院的治学传统起到了奠基作用。而这一传统的最好继承者莫过于陈寅恪。不惟如此，杨联陞更有幸在日后与几位大师有亲授之缘。如赵元任及李济先生，杨联陞虽没能在清华校园中亲炙其为学风采，但在赴美之后因缘际会，常侍二位先生左右，学术往来甚为密切，也算补偿了他在清华未能得其真传之憾。
    杨联陞早年即酷爱文史之学，自幼年直至16岁一直在私塾接受传统教育，曾因背诵经书史籍劳力过甚而大病一场。进入师大附中之时，即已对文史、考古及社会人类学等有所认知，并认为“学问忌执贵通”，其博学之潜质已隐然可见。（18）及至清华就读期间，更是如鱼得水，徜徉于诸位文史名家的课堂，进一步激发了对于文史的兴趣。虽从家长之命选了经济系，但除必修诸课，选课多为文史学类。如朱自清的国文、雷海宗的通史秦汉史、陈寅恪的隋唐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俞平伯的词、闻一多的楚辞、张荫麟的学术史、杨树达的说文解字、唐兰的古文字学、王力的中国音韵史、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浦薛凤的政治学，此外还包括必修的叶公超先生的英文及随钱稻孙先生学习日语，甚至在毕业后还特地向萧公权先生学诗。勤奋刻苦的学习加上优良的天赋使得杨联陞很快在学生中甚至学界崭露头脚。（19）雷海宗先生的秦汉史课上，“教到王莽就说同学对东汉有兴趣的可看杨君的《东汉的豪族》”（20），而那一篇正好是张荫麟先生请杨联陞为他编著的高中本国史的长编所写的一部分，后来还写过魏晋到唐初两篇（吴晗给他写过明初两篇）。张荫麟对杨联陞“特相赏识”，邀杨“常去其家”。陶希圣也曾回忆道，“我的课在清华设在历史系，杨联陞却是经济系生来选此课，由此自修且自成一家”（21）。而当时学界翘楚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课上，选修的人不少，包括汪篯、何炳棣等人，杨联陞的论文得到了最高分。其晚年所写的《一字诗怀师友》，细腻传神地表现了其在清华这个学术熔炉里所得到的师友督励之惠。
    一院一斋一念旧，一歌一咏一怀新，一花一鸟一世界，一缘一会一天真。一点一圈一只眼（法眼，包万象也），一抬一搦一钳锤（要经过大炉，老师对学生，一手抬，一手搦），一刀一断一猫儿（南泉斩猫），一性一佛一狗子（人问：狗子还有佛性无？曰：无；亦可说有）。（22）
    应该说清华的系统教育为杨联陞得以“博雅通人”之名立足于国际汉学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即便是以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教学的五十年间，他也是尽力吸收各种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知识，研究领域上起先秦，下迨清末，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以至考古、艺术等部门，（23）其指导的论文包括宗教、美术、教育、政治、音乐、科学史、哲学等系学生。加之通晓数国语言，“学术触觉灵敏，常能贯通各方面的知识……凡中外学人讨论中国学术问题，他发现谬论，必直言批驳，不留情面，为国际间公认的汉学批评名家”（24），被誉为“东方伯希和”。其学术传人余英时对此更有直接的体认：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哲学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25）
    而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更是以“少年辈第一人”（26）期许杨联陞，在为其《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所撰导言中指出：
    杨联陞的学问是出于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27）
    正像戴密微所指出的那样，杨联陞往往能够掌握“浩博的资料”，同时进行“精密的分析”，用杨联陞自己的话就是“训诂治史”，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综合性的结论”。也就是说杨联陞的“通”并非“横通”之通（28）而应是既博且精，博雅之中有精致的训诂之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会通”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