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读书》1997年第8期。
    ⑥李伯重：《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⑦刘超：《“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天涯》2006年第2期。
    ⑧转引自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⑨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⑩杨联陞日记，1985年12月9日。
    （11）四大工程指大礼堂、体育馆、图书馆、科学馆，其营造工程师及建筑选材都及尽一时之选，甚至被外界批评过于豪华浪费及洋化。（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2页）
    （12）“我曾经任教的每一个大学都多少给我以新见解，新知识，新经验。给我最多的是清华大学，这不只是因为我在清华的时间最久，更因为清华的学风和设备都最好。”（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13）当时清华园里的流行词汇。“斗牛”指在体育馆中健身，“开矿”指在图书馆中用功读书。
    （14）吴宓提到国学研究院设立的立意在于：“（一）值兹新旧嬗递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15）杨联陞日记，1987年2月27日。
    （1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7）王国维：《〈国学从刊〉序》，《观堂别集》卷4《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18）“联陞自入中学，即读考古诸作，窃谓如傅斯年、顾颉刚，大处落墨，固为一世之豪，而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诸先生，有诗人想象，创获亦多。其不悖于社会人类学，尤堪宝贵，学问忌执贵通。”（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页）
    （19）刘子健教授曾回忆，“杨先生带着旧学根基，先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而后再入清华大学，主修经济学，可是却有好几位历史系教授赏识他。抗战前一年，我刚入学，他是四年级，无缘拜识，但早有人遥指着他向我说，那位杨君真是大才，不但是学生领袖之一，并且已有学术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期刊《食货》上。本科学生，如此出人头地，向所未有，难得之极。”（刘子健：《斯学传斯风--忆杨联陞先生》，《历史月刊》1991年第37期。）杨联陞于清华就读四年所发表学术文章主要有：《唐代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族连带责任》、《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庭的生产》分别刊于《食货》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5、6期；《东汉的豪族》、《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分别刊于《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4期、1937年第12卷第1期及1937年第12卷第3期；《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五胡乱华前胡族的内徙》、《汉末“黄巾之乱”的一个新考察》、《“管氏有三归”的确解》分别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11月13日及1937年1月15日。
    （20）（21）陶希圣：《序》，Lien-sheng Yang,Sinological Studies and Reviews,Shih-Hjo Publisher,1982p.iv.
    （22）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1页。
    （23）周一良：《纪念杨联陞教授》，收于《书生本色--周一良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24）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3页。
    （2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26）杨联陞：《杨联陞自传》，载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