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参见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28）有关杨先生之“通”非“横通”之通，可参见李弘祺：《海滨拾贝壳的学者--怀念杨联陞教授》，《历史月刊》1991年第36期。
    （29）杨联陞：《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30）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1）1982年3月10日《挽元任先生》：“新年劳枉驾，蓬门欲泪连。岂仅师生谊，浑同父子缘。方期重侍饮，未料遽长眠。宝婺星相接，同升极乐天。”（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7-278页）
    （32）（33）杨联陞：《历史与语言》，《大陆杂志》第37卷第1、2期合刊。
    （34）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4页。
    （3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36）有关杨联陞所选陈寅恪先生的课，有何炳棣及周一良两人的回忆可以佐证。何炳棣回忆1936-1937年他选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课时，“班上有高我一级的杨联陞”，而杨联陞说听陈寅恪先生的课时，周一良、俞大纲两位曾来旁听，对照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的回忆，他是在1935年的秋天旁听陈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的。故此可说明，杨联陞不但选修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至少还选修了“魏晋南北朝史”，从学陈寅恪长达三年之久。
    （37）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国学季刊》1935年第5卷第3期。文末附《陈寅恪先生来函》。
    （38）周一良：《纪念杨联陞教授》，《书生本色--周一良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9）林聪标：《迎杨联陞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40）陶希圣：《序》，Lien-sheng Yang,Sinological Studies and Reviews,Shih-Hjo Publisher,1982.p.v.
    （4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42）杨联陞日记，1953年4月29日。“cleaves谈Ford给奖学金情形，彼甚表不满。（因学文学及语言者均未得）又言叶理馁曾告彼日本学者中有人以余已是当代汉学家第一人，余说此语绝对言过其实，前辈尚多。自己根基亦浅，气象未宏，安敢僭妄至此耶。”
    （43）杨联陞1963年9月10日给周法高的信，收于周法高：《汉学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第27页。
    （44）杨联陞日记，1977年1月6日、1970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