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训诂”而“会通”
    杨联陞自谓其治学的基本立场是“训诂治史”。也就是要求治史者“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能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对于史料中的歧漏错谬，则需要运用各方面的知识及各种方法加以严格考证、确切理解，所有的史学工作都必须以此为基础来展开。1962年3月杨联陞被邀请到法国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作了四次演讲，题为“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开篇第一讲即强调汉学家须通训诂：
    要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毕竟中国史的主要资料仍旧是典籍，虽然考古材料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也很重要。训诂学的一大法宝--典籍考证学能够使研究工作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谨慎。一旦有了一份典籍，其它训诂学的技巧就能够帮助研究者正确地去了解它的意思。我得承认这些东西并不就构成汉学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汉学的基础。（29）
    杨联陞还在后面的第四讲用了五六页的篇幅追溯了“均”与“和”两个重要概念在各个时代的应用。他首先质疑了《论语》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认为原简可能有所错乱，“均”与“安”应倒置。其后通过整理“均”与“和”两字在各个时代的意义，用以说明在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中，“均”与“和”这两个相关观念的应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训诂学在其学术研究中的基础作用。而他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我一向以为中文一字多义（西文亦多如此）有其妙用。语文与思想关系甚密，有人说：不会德文则不能了解康德哲学。同样也可说不会古汉语，很难了彻古代思想。（30）
    而对于训诂学的重要工具学科--语言学，杨联陞也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并一直对其保持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将语言学知识作为切入历史的最主要的路径。在语言学上赵元任对杨联陞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杨联陞1933年考入清华时，赵元任已经去了中央研究院，后来又去了美国定居，但1941年杨联陞得到当时任教于哈佛的贾德纳先生的帮助入读哈佛大学时，其与赵元任先生的“学缘”即紧密联系在一起。杨很快成为赵府中的常客，且作为唯一的讲师协助赵先生开办美国陆军特训班，其对语言的兴趣进一步得到发掘。两人于1947年合编了《国语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再版多次，两人共同制定的汉语课程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在沿用。二人感情至深，“岂仅师生谊，浑同父子缘”（31）。之后杨联陞的著作中有很多涉及语言学方面的，或是与语言学有关的史学著作，如《汉语否定词杂谈》、《中国语文札记》、《〈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等。对于语言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杨联陞形象地比喻为“传统说的经学与小学的关系，要通经学不得不通小学”（32）。因此他坚持认为应该注意历史上及史书里的各种语言现象，不然就要闹很多的笑话，出很多的错误。（33）
    正是运用语言与历史的密切关系，杨联陞纠正了中外学界对某些史籍中字词理解中的许多谬误。如奴隶的“隶”字，一些西方汉学家经常弄错，径直将之翻译为“Slave”，事实上，并非一定是奴隶，如“徒隶”就是受了徒刑，罚做若干年限苦工的人，但与终身为奴隶的人大不相同。另一个文法方面的例子则是如何解释甲骨文中的卜辞“雨不雨”。考古学家陈梦家认为这是个选择问句，即“下雨不下雨呢？”杨联陞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种句法，甚为晚出。事实上“雨不雨”是两个问句，即“下雨吗？不下雨吗？”而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陈没有注意到句法结构古文言与今天白话文有很大不同。
    杨联陞认为阐明历史与语言关系的最好的例子是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34）傅氏指出古文字和古书中，很多时候性就是生，命就是令，意思相通。性命是动词也是名词，该书前半部都在分析这四个字的关系，是训诂学上一大贡献。
    必须指出的，杨联陞主张的“训诂治史”绝不仅仅是训诂和考证，他紧守“训诂考据”关口，无非是提醒治史者应注意审查和运用史料的复杂性而已。因为正像余英时所说那样：“杨先生考证精到而取材广博，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下的考证学家；他的训诂和考证都能为更大的史学目的服务”（35）。这一方面当然与杨联陞在清华及美国哈佛大学所受到的社会科学的训练有关，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杨联陞早年即服膺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的治史路数。
    杨联陞这一治史的基本立场与陈寅恪先生有密切关系。杨联陞曾选修陈寅恪的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36）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也是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陈寅恪的学识之渊博，学术工具之齐全，考证之精细绵密，考证又往往服务于大的史学目的，都使杨联陞对其钦佩不已。因而往往于陈先生课前，在教员休息室“侍谈”，并在课后步送先生回寓，甚至造寓晋谒。终其一生，杨联陞都对陈寅恪执师礼甚恭。甚至中美两国音讯隔绝时期，杨联陞一直关注陈先生的生活及学术研究，其出版的《再生缘》等著作，杨联陞也是想尽办法，辗转寻获；其课堂讲授，也往往以陈寅恪的研究成果为重要参考资料。尽管论私交来说，可能还不如与赵元任及胡适等人更为亲密，但其对陈寅恪学术的仰望之情，对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敬畏，始终使陈寅恪在杨联陞的学术生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其训诂治史的立场也正好与陈寅恪的“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精义相通，即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