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开埠以来，既是殖民地又是商业主导的社会。香港战前重要的本地历史研究，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香港总督为中心的书写角度，主要环绕政治和经济状况，史料素材来自政府报告、宪报和殖民档案，鲜有华人的视角和普通市民的声音；战后的本地历史研究，开始较多地运用民间资料如县志、族谱、碑文、地契、遗嘱、书信等，有时辅以口述访谈，以补文献的遗漏和不足。
    以口述历史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将香港居民的记忆作为主要史料来处理的，相信到198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相对于欧美甚至邻近亚洲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口述历史的发展比较晚近。但在过去的30年里，香港口述历史已明显地发挥出它的社会价值，实践的机构有学术单位、博物馆、社运组织、社会服务团体等，研究对象和主题林林总总，而且不同机构侧重口述历史的不同方面，令口述历史的成果更加多彩多姿。
    笔者于2001年加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曾参与香港口述历史档案库及机构委托的口述历史研究项目，现正为香港记忆计划搜集口述历史数据；笔者也曾应邀到其他机构讲授口述历史方法，工作过程中也真切地认识到各种形式的口述历史实践。基于这些亲身接触并综合过去30年出版过的香港口述历史书刊、文章、影带、机构报告、网站等资料，笔者尝试回顾香港口述历史的实践状况。文章首先依时序、机构和实践目的简述一些重要的口述历史项目，介绍其主题、主要发现和贡献，然后再简论香港口述历史发展需要突破的问题。
    香港较早采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是两间大学的研究机构。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于1980年代初进行口述历史计划，研究团队有科戴维、华英德、陆鸿基等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他们于1980年11月至1981年8月间，访问了200多个西贡区居民，详细记录西贡乡村于1920至1950年间的民生动态，尤其特别的是记录了居民对日军侵袭西贡的记忆，为香港民间历史献上了丰富的素材①。这项计划的贡献为香港史研究增添了文献档案所欠缺的珍贵资料，并从人文角度为地区历史、民生和社会风俗的研究等注入以人为本的新角度。
    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也应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委托，由前中心主任Frank King主持，研究及编写香港汇丰银行的官方历史②。为弥补银行档案文献的不足，研究团队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搜集了55个口述历史档案，主要有退休英籍高级经理以及少数华籍买办和驻守外地分行的高级人员，重述当年银行的重要决策和公司发展的细节，从个人生平的角度记录银行的历史；而受访的经理太太忆述旧日的银行社交互动，Frank King认为这些资料可供撰写另一部银行社会史③。
    其后，亚洲研究中心继续接受其他机构的委托，建立口述历史档案机构。1996-1998年，中心受香港交易所委托，编整香港股票交易的历史数据④，并搜集了38个资深股市从业人员的口述历史⑤；1999-2002年，中心受前临时市政局委托，研究及编写香港市议会史，当时搜集并引用了40个前市政局议员的口述历史于书中[1]；2006-2009年，受东华三院委托，进行东华三院口述历史研究，记录东华的卸任主席、退休及资深员工的口述历史，并整理成档案库⑥；2007-2009年，受香港赛马会委托，协助香港赛马会档案中心建立了口述历史档案库。
    到了1990-2000年代，更多大学机构和学者就专业领域进行口述历史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如教育学院记录师生对各师训学院的记忆、大学音乐系研究习唱粤曲的口述历史、教育学者搜集日占时期香港教育口述史、历史学者搜集日治下香港的社会民生[2]等资料。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辖下的历史博物馆和电影资料馆亦开展了口述史研究项目，同样以为香港历史补白为目的。1987-1989年间，香港历史博物馆进行了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题的搜集口述历史，两年内访问了136人⑦，记录了香港居民的家居、婚姻、工作、饮食、娱乐、交通、团体活动、宗教等生活及体验，作为博物馆“香港故事”长期展馆的背景研究。1995年，博物馆再次进行口述历史活动，访问了141位人士，主要有退伍英军和加拿大军人以及少数平民百姓，记录了香港在反抗日军侵占时的战事、日治下的战俘营和社会民生面貌，再为香港沦陷历史补白。
    自1994年起，香港电影数据馆开始进行电影口述历史研究，访问台前幕后的资深影人，细致地记录了对香港影业影响深远的电影公司、电影人和电影界大事，并探讨影片类型和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潮流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中港电影史的渊源，以梳理香港战后电影业发展的历史。从1999年至今，电影资料馆已出版了9册《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这些专书除丰富了读者对香港电影史的知识、书写方式除了综合报告外，部分专书还突出了当事人的感情和思想，导引读者以人性的角度阅读历史。
    社会团体应用口述历史是1990年代中期的事。团体的侧重点，是以口述历史记录隐蔽的声音，批判主流论述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并提出基层角度的见解。1995年，新妇女协进会以口述历史记录年长妇女的人生历程，从阿婆的故事和话语揭示性别不公，从小历史的角度反映大历史的粗疏，并凸显个人在历史潮流中的主动角色[3]。1970年代是香港战后历史的重要关节，香港经济开始腾飞，急速的社会流动为香港制造了成功的神话，但神话背后尚有一个个隐蔽了的血泪故事。1998年，一班曾经在夜校教书的老师和修女，为一班女工做口述历史，记载她们在1970年代日间打工、晚间上夜学的辛酸故事，令女工的声音不致被湮没⑧；2008年，有工会记录成衣工人的打工生涯和面对工业式微的心声，为香港成功故事再添上批判的一笔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划是由学者和运动团体的合作而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