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缺席的研究 我们一起讨论关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目前进行这一方向研究的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也有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什么坐到一起了?应该说,这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一历史学二级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新走向,也是我们展开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种必然需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由史学理论、史学史这两个大的研究方向组成,虽是不同方向,却又是紧密结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历史学家、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机构、史学思潮,而它的基础和核心是史学理论。我们所以要展开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想对史学过往的历程作很好的清理和分析,从这一学术史的清理和探析中,寻求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便能更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历史学的研究。这种清理,从大的方面说,当然不仅包括对本国和东方史学的清理,也包括对西方和其他海外国家、地区的史学的清理。这样,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当然应该包括在内。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应该说,以往我们的研究,还是比较多地集中在对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这两大板块的研究上,此外的关注相对少些。现在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为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就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言,大家越来越感到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自古以来,虽然以中国史学为代表的东方史学与以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为代表的西方史学是两支并行发展的独立史学,但后来就有交往了。西方汉学家出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了解,对中国《史记》等很多古代经典史著有精深研究,包括日本等亚洲国家学者都很注意中国史学的研究,这样的情况下,不了解他们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不了解他们研究的基本意见和评价,就不能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背景来理解中国的史学特点和影响。其二,要从今天国际学术发展的大格局来考虑问题。实际上,近几十年来,海外专攻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加强他们的这一研究,尤其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们。几年前我本人写过一篇《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发表在《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上,那是我在对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状况作了调查以后写下的论文,美国学者颇有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热衷者。现在又过了8年,这方面成果更多了。王晴佳、伍安祖的《世鉴:中国的传统史学》,是20世纪初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系统研究的一本最新著作。我们在探讨中感到,他们的研究有其隔靴挠痒、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研究模式上,有许多与中国学者不尽一致的地方,这就很值得中国学者的关心和注意。他们成果中的相当部分,体现了国际学术前沿的视野和关照。放弃对这些成果的研究,无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我们当今中国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提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首先是从这一层面考虑问题的,也是我们开始的主要出发点。但,仅仅从这一层面提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够的。事实上,所谓的海外中国学,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除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文学、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方面的探讨。所以所谓的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研究面应该更宽,是指对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全方位探讨的研究。这样的情况下,仅仅研究他们的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研究,又会是不全面的,所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更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全方位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这30年也是中国学者重新展开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30年。情况表明,尽管各个研究单位都在力图从跨学科研究的视角展开对海外中国学的探讨,但几乎没有一个单位是脱离自己所在研究机构及其研究领域的学科基础和学科方法论展开其工作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等都莫不如此。我们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坦率地说,也是一样的。我们主要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个学科的基础、方法论和视角展开研究和思考问题。这样的现状和我们总体的研究目标矛盾吗?不矛盾。经过这些年的探讨,我和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感觉到,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绝不是任何机构和个人所能轻易完成的,它一定是多机构、多学科并行努力和探讨的结果,它一定是一个学科群的研究和建设。但这样做,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做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努力,作为每个研究者,应该有更丰富、更完备的知识结构与方法储备,应该有全面的研究意识和不同寻常的努力。这就对我们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那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从上面这样的大框架来考虑问题,它们应该是一种辩证的、互补的关系。首先,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需要由各个学科的努力来攻破,包括需要像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专家来参与工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将会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基础理论的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只有努力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高手,才可能对海外中国历史学研究作出精深的探讨。同样,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样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方方面面的科学成果及其经验智慧的积累。事实表明,对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积累,仅仅来之于中国本土的经验是不够的。中国研究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对海外中国历史学成果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我们对国际前沿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借鉴和把握,会很大程度上丰富、提升我们学科研究的经验和智慧。总之,中外史学交流和互动的这些情况,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史学工作者认识自己的重要镜子。认识“他者”眼光中“我”的形象,有时比我们对自己的评价重要的多。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缺少了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这一块的把握和了解,就会是跛脚的、不全面的。 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就像国学是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一样,现在谁都不会有肯定的答案,但将这一大方向分解到各个学科,事情就好理解、好办了。每个学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对海外中国学的总体研究也指日可待。所以我们对专攻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生就有这样的要求,就是首先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这块专业的理论与方法把握好,基础建设要特别扎实,越深越好,越结实越好,然后在这基础上,生长分枝,覆盖广泛。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基础课,踏踏实实地读几本经典著作,虚晃一枪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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