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术史研究是大局
    李学勤先生曾经说过，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从学术史入手，从学术史突破，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我们这些原本就是进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一问题显得更直接、更明确。
    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学术史研究应该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的基础建设工作。任何学科的建设都会有两个最基础的方面，一个是学科方法论的建设，一个是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前者涉及到学科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后者是学科发展的主干和躯体。对学科过往历史的具体过程、成果方法、经验和教训的探讨，会影响和决定学科发展的现状乃至未来，所以学科史的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尤其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学科史的研究和具体某一学案、某一专题、某一事件的探讨是不一样的，它永远带有居高临下、统领和影响全局的意义。学术史研究通过对学术发展演变的梳理、复原、重述，寻求其发展演变中的特点和规律，这样的研究，对学科的整体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所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做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史的研究，是深入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主要工作。
    但做好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这是和中国历史发展有关的问题的研究，但毕竟是在人家国土上发生的。怎么做好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就中国史学史这样一项研究，也是20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涉及，梁启超还算是涉足早的学者，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展起来，并取得比较显著的成就。所以要做好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谈何容易？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有200多年，在异域和英语语系中进行的，要把这样的全过程厘清，光资料的搜集就够累，还不说对语境、学术思潮、研究模式的充分理解。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挑战。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很需要借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经验。我们在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很重视前人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总结和反思的成果。中国史学史上的《史通》和《文史通义》，就是两本很重要的代表作，对中国史学发展史作了很好的探讨和总结。这一经验有助于启迪我们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就是说，为了做好对美国中国学史的总结，我们应该首先注意一下对方这方面的类似研究著作和成果，看看他们是怎样给自己以往的道路、经验和成果作回顾、作分析的。这应该是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一面重要镜子和捷径。
    沉下去以后就会发现，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发展经历的总结和反思还是十分重视的，有很多的成果和代表作。他们对中国学研究的总结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1928年的首次中国学会议及其相关文件是一次比较重要的回顾和总结。当时的一些重要著作和论文还回顾了这一时期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研究情况。一直到最近，关于中国学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文章还源源不断出现。1993年，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主编的《美国的中国研究》是一部包容广泛的著作，对相当一段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做了总结。最近又一本新专著问世，题目是《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对沈大伟著作以后的情况又有新的探讨和总结。丰富的总结与反思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学术演进过程中自我完善的必然过程。这是美国中国学自我反思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得以窥探的机会。
    当然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史的研究和总结，不是为总结而总结，归根结底，还是要寻找他们发展的契机和规律；或者说，从某种规律和机遇中去把握他们的发展。这是应该十分重视的问题。有什么重要特点呢？我们发现，首先，他们的一些重要总结和反思论文总是在中国学发展重要的时刻出现的，就是说，美国中国学发展及其总结反思状况，总是和美国国内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东亚地区局势的变动有关。这时的一些重要总结和反思，不仅会影响到新的研究的格局、理念和方法，甚至还会影响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影响到他整个对外发展关系的大局。其次，也是我们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参与这类中国学研究回顾和总结的人，往往是他们国内这类研究的大家、学术带头人，像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费正清、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魏斐德等，这些人亲自主持和撰写过多篇中国学总结和反思文章。我想，这可能有多重原因：首先，他们一直是学科前沿的人物，他们知道学科发展的大局和格局；还有，也需要由他们去指点学科发展的问题和未来，由他们负责具体操作。
    由对方的中国学史研究的总结成果为突破点，有助于我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探讨，逐步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系列的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探讨成果。希望这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美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大国，两国关系也是彼此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这样重视，有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在探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双边关系的另一方，我们要加强对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尽可能借鉴和应用这些资料，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当然，也要注意到他们的研究成果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和局限，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和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因为有价值就随便用，不假思索就吸收。要知道，就像柯文这样的学者还在不断反思自己“中国中心观”理论框架中的偏颇和问题。过去毛主席一直批判学术研究中的“言必称希腊”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也许是一个要长期注意和警惕的问题。西方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发源地，他们用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积累一些好的研究经验和方法，但也会有死搬硬套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站稳自己的脚跟。但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自我调适，否则会被边缘化。所以要在充分了解、收集和运用好资料的基础上，做好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及其发展史的探索。这是我在这次学术沙龙上谈的一点小感受。年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应该感觉到肩上这一担子的份量，我们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