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荣先生是中西史学贯通的学者。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位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实际上他中国史学的素养也十分深厚，这与他的师承关系是分不开的。他于1945-1949年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亲炙邓之诚、陈寅恪、刘崇鋐、雷海宗、齐思和、翁独健、邵循正、孙毓棠、吴晗、周一良等一代名流教授的熏陶指点，在治史的原则和方法上受过严格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对本专业领域重大问题的探讨，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教育。在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世界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的同时，还经常讲授史学方法理论课，长期积累了史学方法方面最重要的基本知识，让学生把根底扎牢，使学生们受益匪浅。
    近年来，齐世荣先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史料方面的文章①，体现了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一辈学者的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以学贯中西的通识努力倡导开拓史料的范围，体现出他对深化中国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纵观齐先生新发表的这一系列文章，联系到他在1989年发表的《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1989年发表的《加强合作，促进共同繁荣--评〈民国档案〉进入新的一年》与2001年发表的《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试论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②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谈到史料搜集和史料考据。这些涉及史料问题的系列论述，提醒史学工作者要增强史料意识，把那些具有史料价值而又可能被忽视的材料充分利用起来，以扩充史料的范围，加深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这些论述鲜明地体现了齐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史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史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史料
    齐先生在他关于史料、档案、考据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多次强调史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广泛地搜集可靠的史料，以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学术研究必须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的相关论述，并以此来教育年轻的学子。如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他号召青年学子应该向马克思学习。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时是最新最革命的学说，但又是以最朴实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因为在他的著作中，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齐先生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史料的高度重视。例如，马克思写《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大量利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等材料；恩格斯为了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除亲自调查外，还广泛使用了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
    前辈历史学家关于史料问题的论述，更是齐先生长期关注的重要方面，也是常常被引用来教育青年的。如郭沫若所说：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陈寅恪关于新材料的学术价值也是他经常引用的话。陈寅恪说：一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为了说明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曾举例说明，如现代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受到轻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看不到原始材料。他还指出：我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问题，所以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原因，就是古代材料太少，以很少的材料立说，都显得证据不足，又都有一定道理。因此，各执己见，难有共识。
    二、对待两类文字史料的态度
    和大多数史学家对待史料的认识一样，齐先生认为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实物遗迹和口头传说三大类，而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方面最广和内容最丰富，因此治史者应该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
    对于文字史料的分类各家说法不一。《隋书·经籍志》分史料为13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史部书增为15类，各派史家还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齐先生认为，不论把文字史料分为多少种，但概括起来不外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大类。随着历史学的演变和发展，治史者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从传统的政治史拓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等，使得官书与私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所以文字史料的类别已经远远超过古人的界定。按照当代中外史学发展的情况，他对两大类别的史料做了如下的划分：
    官书：国家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
    私记：杂史、野史、回忆录、自传、自订年谱、日记、书信、墓志、家谱、族谱、杂志报纸、契约、佛藏、道藏、语录、笔记、地理书、游记、农书、医书、文艺作品（文集、诗集、词曲、歌谣、小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