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私人信函
    齐先生在《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4]一文中，列举一些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认为是治史者应该利用的一种史料。他指出：在私人信函（公牍除外）中，写信人所谈自己的境遇、思想、心情等等以及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在公开的文字中看不到的，故在相当程度上能透露历史的真相。有关论学的内容，有些是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没有谈到或谈得不充分的，也可以作为公开著作的补充。
    曾国藩关于会剿金陵事致弟曾国荃书，反映了清军在攻克太平天国的天京前夕，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对于要不要让李鸿章的淮军来会剿的问题上的心理状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湘军与淮军上层的矛盾，具有史料价值。郭嵩焘1875年9月受命使英大臣后的几封私人信函，如行前致两江总督沈葆桢函，抵伦敦以后致李鸿章函、致朱克敬函，都论及他个人对赴英使命的感受，对英国社会制度的认识，对于开展洋务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朝廷对开展洋务的重重阻挠，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等。
    国外重要人物的书信中也可以找到对于研究世界史有价值的史料，齐先生列举的张伯伦的书信就是很好的例子。尼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至1940年5月担任英国首相。张伯伦亲自掌握外交政策，在二战爆发前，他极力推行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满足德意等国的要求，以换取英德的和解。他对他的政策非常自信，这在齐先生所选择的张伯伦致其妹艾达的信中有清楚的反映。到二战爆发，他的政策破产时，他仍然执迷不悟，这在他临死前数日给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鲍尔的私人信件中有清楚的反映。
    许多文化人物的私人信函则体现出特殊的学术价值。齐先生指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的专制淫威、汉代法律的残酷，更可了解司马迁受到腐刑的奇耻大辱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反映了魏晋之际在思想上的斗争（自然与名教）和政治上的斗争（曹氏与司马氏），是有价值的史料。顾炎武在书信中谈到了著述的标准问题，他对学术著作要求很严，主张“采铜于山”，不能买旧钱以充铸，只有“采山之铜”才真正是学术精品。
    有的学者在公开的文章中对某人是一种评价，在给私人的书信中则又是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是作者真实的想法。齐先生举出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书信中就反映出王国维对另一学者沈曾植的真实评价，从中也反映出王国维自负的一面。胡适论当代学人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为人。表面看给人的印象谦和有礼，对前辈学者、同辈学者都是十分称赞的；但他骨子里是十分骄傲的，对他同辈的一些人十分轻视，而这些话却只能在给人的信函中吐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如1950年5月29日胡适致杨联陞的信，说明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很低，暴露出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狂妄自大的一面。
    （四）小说
    齐先生在《谈小说的史料价值》[5]一文中论述了利用小说深化史学研究的意义，并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小说的史料价值。
    小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定时代的历史面貌，历来受到重视。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他用编年体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层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梁启超指出：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等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陈寅恪认为，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
    为具体说明小说如何反映历史，并可以作为史料使用，齐先生列举了五个方面。
    1.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某一部分（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
    仍以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他在这个标题下写了91部小说，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展示了19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复辟王朝时期的整个法国社会。齐先生列举了《人间喜剧》中的《贝姨》、《欧也妮·葛朗台》、《纽沁根银行》、《古物陈列室》、《高老头》、《夏倍上校》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说明了巴尔扎克所要达到的目的，非常生动形象感人。
    2.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例，说明该书刻画了范进这样一个力图通过科举考试向上爬的典型人物，说明中国明清两朝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制度，把读书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因此读书人醉心举业，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3.折射出真实的历史事件
    有些小说的内容能够隐讳地折射出当时确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有一定参考价值。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可以看到唐宪宗被弑一事。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指出，永贞内禅和宪宗被弑是晚唐的两大事变，是阉党之深讳大忌，所以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中对此事不能不有所避讳，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才可知宪宗被弑一事的真相。
    陶渊明的短篇小说《桃花源记》寓言的性质十分明显。但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在他的《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中原避难之人民有的远离本土迁至他乡，有的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盗寇之难。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内容虽然多是鬼狐故事，但也有的地方假借谈鬼说狐，反映清军入关后在山东屠杀人民的历史事实。牟润孙在《〈聊斋志异〉所记清兵在山东的屠杀》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