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觇人情而征人心
    有的小说，对于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特定人群的心态描写得十分生动。如清人夏敬渠所著《野叟曝言》，对于当时“理学家”的心理有所反映。而《聊斋志异》中，对秀才入闱心态的生动描写是深刻入微的。如在“王子安”条中，写一个困于场屋的东昌名士王子安，入闱后期望甚切，他的心态变化有“七似”，极其生动。
    5.提供具体细节
    齐先生认为，小说能够提供许多正史中没有的细节，对于深入了解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是十分有用的。他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不但写人，也写“物”，就是写出人物和他们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是“人和生活”，比如财产、房屋、家具、器皿以及衣服等等。这样用“物”来衬托人，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生动。例如，《古物陈列室》这部小说里，对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公馆的描写十分精彩，小说用客厅的陈旧摆设，衬托出一群男女没落贵族荣华不再的凄凉晚景，物与人浑然一体，堪称刻画入微的佳作。
    四、史料的扩张与史料的应用
    从齐先生近年来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他是特别重视史料的扩张的。他赞同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的说法：“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还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史料，大如地方志，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傅斯年回顾过去中国的历史学，认为“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他赞赏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对待史料的态度，慨叹当时“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
    齐先生认为，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助于史学的进步。19世纪末，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历史学的选材必须扩大，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应给予更多的重视。相应地人们要求历史学应该更密切地与各类社会科学相联系。他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史学研究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我们理应发掘并利用各种性质的史料。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以后，过去从不看做史料的东西，也就有了价值。例如，我国笔记小说中有一类侈谈因果报应，这些迷信内容原无史料价值。但如果我们要研究心态史，便可利用这些废料，看出一定时期一定阶层的心态。”[6]（p.383）
    扩充史料的范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扩大了史料范围以后，还要精于鉴别，取舍得当，方能收到综合运用的功效，这就有赖于史学工作者的眼光和素养了”。这个“精于鉴别”的工作就是考据。齐先生认为：“考据作为治史的一种工具，过去有用，今天还有用”；“考据的作用，概括说来，就是为史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考证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很难界说。大体讲来，从文字的校勘和训诂、版本的比较和鉴别，到史料真伪、可信程度的分析、史料内容的诠释、具体史实的考证，都属于考据学的范围。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便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6]（p.389）
    对于如何进行考证的问题，齐先生在《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一文中曾经做过专门的论述。他在文章中提出四个原则和两个范例--陈寅恪、陈垣，值得我们深入领会。
    第一，广搜证据。
    他认为，在考据中，广集证据，是为了进行归纳。使用归纳法，一般说来，搜集的材料越丰富，则归纳的结果也越可靠。援庵先生经常讲，搞材料要做到“竭泽而渔”，便是这个道理。按照这个道理，研究问题时不能以孤证立说，不能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或玩弄一些实例，因为这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批评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一条，断言杨妃入道之年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入宫时犹为处子。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陈垣二位先生也都考证过杨妃入道之年，两人不谋而合，得出相同结论，即杨妃入道之年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杨妃入道究竟在哪一年以及是否以处子入宫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两位大师考证同一事实并得出同一结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两位学者比朱彝尊高明之处，首先就在于使用材料的广泛性，或者说读书时是否做到了“统观首尾”。朱彝尊得出的结论，只根据《旧唐书·杨贵妃传》和《新唐书·杨贵妃传》的说法。而《新唐书》是沿袭《旧唐书》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孤证。陈寅恪和陈垣他们所用的材料则广泛得多，他们引用的材料有七条，包括《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旧唐书·贞顺皇后武氏传》、《旧唐书·寿王传》、《唐会要·皇后门》等，于是两位陈先生得出与朱彝尊不同的结论。
    第二，正史、杂史多种史料参用。
    两位陈先生比朱彝尊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正史与杂史并用。他们不仅用了两唐书的材料，也运用了宋人乐史的《太真外传》的材料，因为他们认为乐史生于北宋初年，“其言当有所据”。而朱彝尊不相信杂史所记，认为乐史的《太真外传》是“传闻之谬”，所以他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