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利用习见的材料。
    齐先生认为：“高水平的考据，在于能利用世人习见的文献和普通的版本，看出一般人见不到的问题，得出精确的结论。而且，许多习见的材料之所以能够流传既久且广，正是由于它们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故应予以重视。靠孤本秘籍，以偏僻的史料或字句的比勘立论，不仅不算功夫，甚至相当危险，因为这有陷于孤证的可能。”[6]（p.384）
    第四，考据应具通识。
    齐先生认为：“第一流的考据必须以通识为基础。朱氏考杨妃入道之期之所以错误，两位陈先生之所以正确，原因之一在于有无通识。”他指出，朱彝尊之所以错误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虽然知道杨妃夺自寿邸，但由于“为尊者讳”的思想作祟，硬要考证杨氏虽已受册为寿王妃，但尚未迎亲、同牢，故入宫时犹为处子，大概是想借此说明玄宗的行为尚有可谅之处。他站在卫道的立场去弥缝玄宗的丑行，用宋以后的眼光去观察唐代史事，自然不免做出十分荒唐的考证。但陈寅恪认为：“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也就是说，李唐一代，皇室也不重视闺门礼法，太宗以弟妇（李元吉妃）为妃，高宗以父妃（武则天）为后，玄宗则夺儿媳（杨贵妃）为己有，这在唐朝并不看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治史者应该有这样的通识。
    什么是通识？齐先生认为，培养通识，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有了这样的思想武装后，再来考证历史问题，就能由小见大，由具体看一般，由现象到本质，使考证服务于总的研究目标”[6]（p.388）。
    齐先生《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一文在批评清人朱彝尊对杨妃入道之年考证的谬误中，他着重运用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对同一问题的考证结论，从而阐明了两位陈先生的学识渊博与考证方法之精良，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通识的精神。在《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一文中，对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问题用一节篇幅来加以论述，进一步彰显两位大家在考证方面的卓越成就。
    陈垣先生运用史料的情况：
    1.陈垣著作中使用的史料非常丰富。他一再强调，搜集材料应力求完备，常以“竭泽而渔”作比喻。他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类文献多达二百一二十种，所用材料以诗文集和金石录为主，其中元明人文集约百种。
    2.陈垣一生重点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宗教和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的盛衰变化的情况，而不谈教义。因此，他研究宗教史不仅利用教会典籍，而且利用教外典籍。
    3.陈垣虽然广采各种类型的私家记载，但是对于官方文书也很重视。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充分利用了《元史》的材料；研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史，也参考了清廷档案。他还向学生强调清初诸帝的硃批谕旨的史料价值。
    4.陈垣善于利用历史上的工具书。如他很重视《册府元龟》，认为它材料丰富，自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所用之书，都是北宋前古本，可以校史，也可以补史。他曾用《册府元龟》、《通典》补足流失八百年的《魏书》的缺页。
    5.史料愈近逾繁，应该进行分类研究。他认为，道光以来的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陈寅恪先生利用史料的情况：
    1.陈寅恪先生治史在史料方面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他主张，历史研究，资料范围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他赞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喜聚异同，取材详备。对导源于佛徒的“合本子注”的宋人长编考异法，陈寅恪也十分欣赏。
    2.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史料极为丰富，在利用私人记载这类史料时，“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尤具特色。他开设“元白诗证史”课，要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之言”。在晚年耗尽心血完成巨著《柳如是别传》，共引用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笔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更把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3.陈寅恪熟悉佛藏、道藏，长于从中搜集材料，与教外文籍结合，用以研究宗教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文学等方面的关系。
    4.陈寅恪对官书和私人记载是同等重视的。例如，他极力主张买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认为这些档案具有第一等原料的性质。他还参加了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的工作，称“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对于常见的传统史料他也十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