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类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作用，是史著产生以来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不同的史家由于个人治学的经历、习惯的不同，思维方法的不同，对待各类史料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本是一般学人不太容易发现、分辨的问题，而齐先生在《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一文中，从对大量事实的精研中，梳理出三种对待上述两类史料不同的态度：
    第一派：扬官书而贬私记。
    这派学者多认为，官府文书比私家记载更为真实可信。例如，清人万斯同说他自少时就“默识暗诵”列朝实录，“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待其“长游四方”，经常“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刚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
    近人邓之诚著有《中华两千年史》，他认为：“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虚审慎，否则必至以伪为真，甚至以真为伪。”
    第二派：扬私记而贬官书。
    这派学者认为私记较官书更为真实可信。如梁启超说：“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比如，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南征的事“仅得二十字耶”，而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我们要想知道该战役的情况，还是要依靠非正史的《华阳国志》。由此可见，正史如果当作史料来读，它的价值“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鲁迅也认为，“野史和杂记”比“正史”更可信一些。因为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而看野史和杂记，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翦伯赞明确指出：“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小。”
    第三派：认为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应当并重而不可偏废。
    齐先生列举了从古代到近代一系列持这种态度的史家。刘知幾在《史通》中，把全部史籍分做“正史”与“杂述”两大类。他首重“正史”，在《古今正史》中，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从《尚书》到隋唐诸史，都予以说明。但是刘知幾在对“正史”的叙述中也有批判，对杂史也不轻视，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清人王鸣盛也认为官方文书与私人记载互有短长。他主张“读史宜专心正史”，但是他并不轻视小说。他说：“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
    近代学者也有多人持这种态度，齐先生举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的观点为例。例如，蔡元培说：“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综起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蔡元培强调：“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傅斯年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又更进一步了。他分析说：官家记载和私家记载的互有短长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较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于一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幕”，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定例，官书对于年月也很会出错，而私记说的“内幕”每每是胡说。
    齐先生本人对于两类文字史料的态度基本是赞同第三派的。他认为：“各种类型的史料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把它们综合起来，互相参照，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1]他认为，第三派的主张，是使用史料的比较妥当的办法，第一派、第二派的主张亦有可取之处。如万斯同、邓之诚重视实录、正史这类官书，有正确的一面。因为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比较系统地汇集了大量的史料。如《清实录》有4363卷，二十四史有3249卷，它们包括的内容都非常丰富，不仅包括政治，也涉及经济、文化、宗教等等方面。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零星的私记都比不上官书。国外也是如此，例如英国国家档案局的书架超过100英里，同盟国1945年虏获德国外交部1880-1936年的档案有400吨之重。同时，齐先生认为鲁迅、翦伯赞肯定野史、杂史的价值，如不太摆史官的架子，所记较正史为真切，敢于暴露史实的真相等等，都是对的。
    三、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一）回忆录
    齐先生在《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2]一文中说：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自叙）、自订年谱，是同一性质而各有特色的私人文件，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回忆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个人为线索，多涉作者所处的时代；另一种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的时代。这两种史料都有“知人论世”的史料价值，治史者应该很好地运用，但这类史料也有它的缺陷和局限性。他对这类史料进行了分析：
    第一类：以个人为线索，多涉及时代等各个方面的回忆录。
    一些回忆录载有政治方面的可用资料：如陈寅恪的《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对于戊戌变法的研究，特别是了解光绪皇帝对变法的态度以及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行新政的作为有参考价值。《杜鲁门回忆录》涉及1945年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情况。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涉及很多二战前后的欧洲情况，如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国社会的反映有生动的记载。
    有一些回忆录涉及政治的某一个方面，如贪污的黑幕。他列举了清人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有关于外官“馈赠”京官与封疆大吏贪污的情况。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说，他在四十岁的时候（乾隆三十五年），就有商人从福建、广东等地携回“洋钱”的情况，可供经济史研究参考。一些回忆录不仅可以反映经济问题，还有一些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记载，如北宋人孟元老著名的《东京梦华录》、南宋人吴自牧的《梦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