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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史料意识(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邹兆辰 参加讨论

第二类回忆录主要是谈个人往事,但也可旁及到所处时代的情形。
    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开创了“自序”的体例,也是一种回忆录。《自序》说明了他的家世和学术继承关系,叙述了他秉承父亲遗命修史的经过,特别是遭受了腐刑的奇耻大辱之后仍能坚持修史的情形。蔡元培的《自写年谱》,对于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和他所实行的原则,能很好地体现他的教育思想。胡适的《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是了解胡适其人的重要史料。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反映了这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的读书、研究和与学者交往的情况,记述了大量的治学过程和心得,也谈了治学方法的问题。
    齐先生还列举了几位学者和老革命家在建国以后写的回忆录。如吕思勉的《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和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1952年),都是大学教授谈建国初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回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生动地记录了他1935-1945年留学德国的经历,其中提到德国教授献身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精神十分感人。韦君宜的《思痛录》涉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粉碎“四人帮”后为受到“文革”迫害的人平反的情形。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是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抱病口述的一生的战斗经历,有的内容涉及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齐先生也分析了回忆录的缺陷和局限性。他指出: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人们的回忆录,不可能是对回忆对象的准确无误的再现,错误是常有的事。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比如说,有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内容十分贫乏,对于他们亲自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只字不提,以免对自己不利。3.回忆录不单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作者在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因为他写回忆录必然依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和感受。5.有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这里的“己”和“人”,不仅是个体,也包括己方和对方的党派、团体、民族、国家等等。
    尽管回忆录有这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也不可全盘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对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全信不可;全不信也不可,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不少东西是可以作为史料使用的。
    (二)日记
    齐世荣先生在《谈日记的史料价值》[3]中说:日记按照年月日记录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必须参考的。他指出: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作者的个性。日记谈到的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也可以与官书和其他私人文件相互参照比较。
    1.政治人物的日记
    齐先生列举了《翁同龢日记》、《郭嵩焘日记》、《齐亚诺日记》、《和平大使:阿贝农勋爵日记》和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大部头日记。
    《翁同龢日记》起于1857年至1904年,长达46年,反映了咸丰和光绪年间的很多历史事实,也反映了作者在这时期的思想与活动。例如,翁同龢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的作用,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活动等都有清楚的反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郭嵩焘日记》长达37年,由于郭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中最有见解的一个人,所以顽固昏庸的士大夫激烈反对他的主张,甚至诋毁他的人格。《齐亚诺日记》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的外交大臣齐亚诺的日记。他所留下的两本日记反映了1937-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和平大使:阿贝农勋爵日记》是1925年英、法、德、意等国签订《洛迦诺公约》时的英国驻德国大使阿贝农勋爵写的日记。当时英国是促成公约签订的重要国家,而阿贝农本人有公约“教父”之称,了解很多英国要签订条约的真实目的。因此,他的这份日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静居日记》的作者赵烈文是清代一个小官,只做到知州,但是他是曾国藩十分信任的幕僚,他所记的咸丰到光绪年间31年的日记64册,内容非常丰富。由于他先后任曾国藩、曾国荃的幕僚,所以知道许多湘军的内幕情况。
    2.文人学者的日记
    《越缦堂日记》的作者李慈铭是一个文人学者,他的日记始于1854年止于1894年,前后40年。日记的内容包罗甚广,“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鲁迅语)。日记还保留不少社会经济的史料,比如具体记录了当时京官与外官互相勾结和京官的享乐生活。由于日记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学者张德昌利用《越缦堂日记》写了一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还整理了咸丰、光绪年间银钱、物价、工资方面的资料。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是这位著名法国作家1935年应高尔基之邀去苏联访问近一个月所写下的日记。这是一种集中一段时间,又集中于一个主题的日记,所记就是他的苏联见闻。陈白尘的《牛棚日记》记于1966-1972年,这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的年代。他的日记是那个年代里,文联各协会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一份令人悲愤的记录。《朱自清日记》是朱自清先生从1924年到1948年前后二十余年的日记。他的日记完全是供自己看的,所以内容真实可信。由于不准备发表,所以日记更直率地记录了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记录了他本人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记者威廉·L.夏依勒的《柏林日记》,是这位美国著名记者1935年前往柏林时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记述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和二战初期的战争情况。
    齐先生指出,日记确实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但使用日记时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历史认识。同时,一些有名的日记中也有糟粕,比如在日记中恶语伤人,这样就容易“流于诬妄”。因此,在使用中一定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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