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澄清认识的必要阶段
    前面谈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关系问题，这里我想就“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与联系，也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学术界一般都清楚，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大体都被称为“汉学”（Sinology）。为什么后来又有“中国学”之称？原因何在？两者比较，哪一种提法更合适？或者说，两者都有其合理的地方？
    实际上，所以有学者要把“汉学”和“中国学”区别开来，主要是基于其研究内容演变的考虑。有学者认为，所谓“汉学”，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那时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主要以古典时代的历史和语言研究为主要内容，探讨的范围集中在人文学科，如法国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法国也一度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但是，二战爆发后，中国成为主战场之一，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往对中国的以古典内容为主的研究便不能适应现实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实国情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要注意什么问题？这些都成了几乎两眼一抹黑的问题了。1950年代初，美国能开展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仅100多人，而且大多数是研究古代的，问题相当严重。这时候费正清出来做工作，他实际上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提出重视现当代中国研究的问题，提出区域研究的重要性。而一旦区域问题提出以后，以往传统的汉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就不适应了，跨学科的方法、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的引进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因此二战以后，在费正清的倡导下，出现了以对现当代中国问题为主要目标的中国问题研究，这就被认为是与传统汉学有很大区别的现代中国学，费正清也被认为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诚然，费正清开创的美国现代中国学不仅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重要转向的标志，也成为世界中国问题研究转向的分水岭。作为汉学研究帝国的法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因为二战的影响，也确实受到很大的削弱。所以有人说，从总体上看，二战以后，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开始转向中国学的时代，它确实超越了汉学家的书斋思考，走进了各国的议会、政府、军队的研究室。按照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理论，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的问题。
    不过对“汉学”、“中国学”的理解好像也不是那样简单。就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还有个与古代“汉学”的区别的认识问题，此“汉学”非彼汉学。我们通常把汉代的训诂之学称为“汉学”，也称朴学，显然与西方学者意义的汉学有严格的区分。关于西方汉学，一些外国学者自己也承认，它还应有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的一面，有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服务的历史问题。当然，也有学者着重从Sinology这一词汇的本意分析问题，认为简单地把Sinology译为“汉学”是欠妥的、片面的。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范围的扩展，“汉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多，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所以，“汉学”的提法不比“中国学”更加优越。实际上，这些学者所意义的汉学，已经不是汉学了，是中国学，英文叫China Studies。还有学者说，由于汉学的发展、严谨，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已经形成了互相兼容并包的状态。其负载的传统和内容虽然不同，但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
    根据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汉学”和“中国学”还是有所区别的好。所谓“汉学”（Sinology），主要指的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研究，以人文学科为主的研究；所谓“中国学”（China Studies），指的是海外学者对现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研究，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学的研究很宽泛，对象包括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远非传统的古典研究所能容纳。我想所以这样理解，也是一种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在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区别就很明显，燕京学社多年以来就是以汉学研究为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就比较多关心现实中国问题的探讨，尽管两个机构的研究内容多少会有一些交叉。哈佛大学一条大街之隔，同样是中国研究的机构，就有如此的差异。在欧洲，汉学和中国学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在法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传统汉学研究比较重视；在德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还没有开展多少年。这种区别在一些高校中还特别明显，你搞错了，他们还会生气。所以同样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怎样称呼更好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对待问题，实事求是来称呼他们的研究，心里有根基本底线。出于工作方便和联络的需要，我们可以统称他们的研究为中国学，但具体问题可以灵活些，不要千篇一律，否则把我们自己框死了。
    我所以这样考虑，还基于国内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谐。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都称为汉学，那么蒙古学、藏学、西夏学等一系列的学问怎么摆？我遇到一位内蒙古的学者，他就对“汉学”的提法有意见，他说把蒙古学放到“汉学”里去很不合适。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外事局合编的一本《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的绪言就非常注意这一问题的处理。新加坡大学郑永年教授最近说，中国学和汉学是不一样的，汉学重人文研究，中国学更强调社会科学基础上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比欧洲转型大得多的转型，中国的研究应该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有贡献，如果中国学不被国际主流社会科学所重视和整合，那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科学的成分和社会的成分应该是互动的、一起进步的。郑教授的这一意见很独特，是多年来少见的一个新见解。他注意到历史的纠纷和歧见，更注意从现实世界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学研究的战略意义和价值。这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