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提接受史学问题
    我个人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有一个对史学的接受的研究问题，或者叫接受史学。什么叫接受史学？就是对史学传播和接受问题的探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看看中外史学发展和传播中的一些问题就可以明白了。打开中外史家的史学史著作就可以发现，这些著作都是以研究史学家及其史学著作为主要内容的，也即主要研究某个重要史学家、某部重要著述撰述的时代背景、撰述目的、编纂特点、史学思想、史料情况等，很少有对这部重要史学著作在社会上传播和影响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读者对这部史著的接受、传播及其由此产生的进一步影响的研究。既然历来的中外史学家都很重视史学的社会作用、学术影响和社会功用的问题，那么，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怎么可以只研究史学著作输出影响的一面，忽视读者、社会接受的一面？所以我在想，严格来说，历史学的全过程，应该包括史家撰述的过程和读者阅读接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研究同样重要。只有当史家完成著述，出版了，发表了，并由读者阅读接受、从中汲取知识并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理念行为方式，这样，史学撰述的全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如果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只注意史家的著述过程，忽视读者和社会的接受过程，就会是不全面的，或者说只完成了一半的研究。从这样的思路考虑问题，就会觉得只有“一半的”研究不能说是完满的研究，会影响史学发展全过程特点及其规律的探讨，影响对现实史学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对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对史学接受问题的探讨。
    关于史学接受问题的探讨，我想从理论上看，大家应该会同意这样的基本说法。就我个人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19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一篇文章就发表在1986年第6期的《历史教学问题》上，提出对史学研究的三个部分的问题：一是对史学主体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对史学的接受者或读者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研究，是对他人或后人接受此前史学著作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点、研究方法及其编撰思想后的史学诸种情况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三是对史学中介的研究，探讨史学著作在传播过程中被介入的因素及其影响。当我们从史学接受、史学传播或史学影响的角度思考问题时，史学研究的天地好像一下会开阔许多。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受了文学领域接受美学和接受文学理论的影响。
    19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种西方学术思潮涌入中国学术界，其中就包括西方的接受文学理论。最早提出“接受文学”理论的是当时联邦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尧斯教授，他1967年发表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一文中，提出了“接受文学”的论纲。这一论纲认为，文学研究不能单纯以作品为对象，应该把读者也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应该由此出发，克服关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主张，恢复文学与历史的联系。与此差不多同时，接受美学理论也提出来了。他们都更重视对文学、美学社会接受问题的探讨。这股风也刮到日本，日本也产生了一批接受美学、接受文学研究的著作。这当然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有触动。我就曾经买过一批这样的新书仔细阅读过。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它对历史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借鉴意义和变革意义。也确实是这样的，当我们越来越重视史学和现实的关系的时候，史学的社会接受、史学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学的内在功能和史学的社会效果问题的研究，就必然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和文学对接受文学、接受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两样。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李红岩先生很同意我的想法，支持给力，我很珍惜。
    但这与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呢？我以为有一种天然的、必然的联系。正是对接受美学这一新的学术理论思潮的探讨，引起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思考。我在给研究生的上课中也一直强调应该有这样的理论思考。最近，一位博士研究生就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自己正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海外中国学涉及到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掌握文本分析技巧的问题。海外中国学天然地具有一种跨文化和跨区域的特性，是在研究与反研究之间的互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里涉及到汉学家、中国本土学者、华裔学者、女性学者等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人群，由此而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影响着其所研究的内容和采取的视角。作为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术人士，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的身份中游动和移情，而此前的研究似乎对此关注不足，在研究中不自觉地采用了“同质化”或“二元对立化”的视角。他认为这应该是要加以警醒的。他写道：“我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感到，在阅读海外学者的作品时，还是需要掌握一些当下的文本分析技巧，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深层次的内涵。就像老师提到的接受美学理论一样，现在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批评理论有太多的可供我们使用的资源，尤其是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之后’，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后结构主义的特色，就要求我们不得不进一步update我们所掌握的理论工具，当然，这都可以放到史学理论的框架下讨论。”
    这位研究生提到的问题已经比我当时考虑的问题更深入了，我是高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后人不超过前人，学术怎么发展？对接受史学的思考，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研究，尤其是对海外中国史学研究的思考。没有这样一种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一些问题和研究领域很难得到突破。
    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者，你要做好这一行当的研究，要研究透中国的史学，必然会碰到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首先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和价值问题的探讨，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法离开对海外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方方面面成果的探讨。世界上《史记》的翻译本子那么多，美国、法国、俄国、日本、韩国都有，如果我们不去设法厘清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和研究文字，《史记》的国际学术影响和地位能弄清楚吗？韩国、日本、越南的古代重要史书，用的都是中国纪传体，你不弄清这些情况，能讲清中国纪传体史学体裁的价值和意义吗？而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海外中国史学著作及其理论著作被翻译进来，有学者担心以往多年闭关锁国情况下的中国史学及其史学专家，能否承受得住这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外国著作和学术理论的影响和冲击？是不是会随着西风一边倒而爬不起来？这时候，对接受史学的研究就会起很大作用。
    一部有影响的史学著作，不仅同时代的各种人阅读它，不同时代的各种人也阅读它；不仅本国人阅读它，异国人也在阅读。时代的变迁发展会使读者对史著的洞察和鉴别能力不断提高，对史著潜在意义的评判也会越来越丰富。在海外中国学作品被大量译介进来的今天，更是需要从接受史学的角度来看待作为“他山之石”的西方中国学作品，保证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批判和接受它。实在地说，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很重要原因，也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