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0年代，这种以口述历史让弱势者发声的手法，更广泛地被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团体所应用，移民妇女、家庭主妇、同性恋者、底层劳工、贫穷人士等边缘社群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意识，经口述历史方法变成批判社会不公的声音⑩。虽然各个研究项目的质量、规模不一，但相近之处是以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和感情触动香港读者的脉搏，反省主流论述中的曲解、成见、错觉和无知，以新的视角体会和关心“他者”的际遇和挣扎；向社会表达被压抑的声音，亦可凝聚群体的自我认同以至加强弱势抗争的力量。例如，香港社会主流论述认为性是污秽、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同性恋更是违反自然的邪恶行径；但同性恋者的口述历史告诉大家，他们同大家一样有追求恋爱、婚姻、养孩子的理想，有与爱人闹分手、家庭破裂的痛苦，亦同大家一样在相同的潮流文化中长大，这些生活实况和心路历程，让我们思考性别形态不只是男性或女性，性别多样和性取向差异带出了求同存异的融合诉求，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会，要反问如何接纳差异、追求平等。
    对于社运团体，口述历史是发声、批判的媒介；对于社会服务团体，口述历史另有较温情的效用--价值观的传承和自我精神治疗。伸手助人会曾于1989年记录了38个长者历经战乱、社会动荡、移动迁徙、贫困等人生跌宕的故事，可惜当时的访问以英文进行，经翻译员转述，英文专书未能直接表达口述者的语言和感情；2009年，一个老人服务机构出版了《想当年，我们在香港的打拼岁月》，以中文书写多位长者的人生故事，对长者是生命的认同，对后辈是积极人生观的传递；另一基督教老人服务机构则于2006-2009年，为200个患有轻度抑郁的长者书写生命故事，方法是侧重口述历史的微观心理效果，在访谈员的导引下，长者以主人翁的身份回顾人生，通过重温过去，总结和确认自我坚强的一面，以达致自我接纳和重建人生的积极意义[4]。
    另一些服务团体则利用口述历史以增强小区的归属感。2000年代，不少地区团体为组织和推动口述历史活动，一面为地方历史补白，一面加深地区居民的归属感，并鼓励青年人与老年人访谈，达到历史教育的效果（11）。例如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校际历史研究比赛，参赛学校的师生组成团队，在学校所在地区进行历史研究，主办单位提供口述历史方法训练，鼓励学生从长者的记忆中重构地区的历史。
    上述各项口述史研究项目都以出版专书为目的，所搜集的材料亦只限用于当时的研究项目上；书刊面世后，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便埋没于学者或研究员的书房里，虽然有些存放于所属单位的资源中心，可惜有些只限内部使用；有些未经整理，既缺乏目录登记又无搜索工具，限制了数据的使用空间。这种状况实无助于推广和深化口述历史的学术实践，亦难以推动学者之间的切磋砥砺。有见于此，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于2001-2004年间推行“香港口述历史档案库计划”（12），该项目由大学资助委员会研究资助局赞助，目的是建立有系统的口述历史档案库，供学者、研究员、学生等借阅并应用到其研究工作上，藉此促进口述历史的研究和实践[5]。档案库约有170个口述历史档案，经整理成数码档案和访谈文字稿，并编上关键词和访谈摘要，以助读者检索，现已设置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内，并可在图书馆数码特藏库进行网上检索和浏览摘要数据（13）；在建立档案库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探讨口述历史方法学上的种种问题，并于2004年举办华人社会口述历史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分享口述历史的实践经验和心得（14）。
    如何评价香港口述历史的实践？从社会使命而言，成果是多姿多彩的；从组织和参与而言，则表现出积极和充足的能量。不过，民间团体、博物馆、数据馆等都只将口述历史视为方法和工具，只要有助于达到补白、发声、抗争、治疗等目的便可，严谨的方法学并不是团体所关心的。
    学术界方面，至今还未广泛认同个人的主观经验是重要的研究材料，对口述历史真确性的疑窦是阻碍口述史发展的桎梏。很多人怀疑人的记忆会随岁月流逝变得模糊甚至有错，有些学者认为口述历史访谈会像闲聊般松散、无边无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口述历史属于文学体裁，不适于历史或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口述历史数据同样要经过严格的考证，研究者可以对照文献、政府档案、统计数据、旧报章等数据，又或将不同来源的口述历史内容互相引证，以考虑口述历史的真伪；有学者则认为口述历史的珍贵之处，是叙述者（无论是尊贵的领袖抑或普通百姓）的亲身遭遇、语言、主观情感、思想、价值观、视野等，让我们建立尊重人文价值、尊重差异和平等的历史观。如何平衡客观实证的要求，而又充分凸显主观体验的研究价值，是目前香港口述史在学术领域方面发展的议题。再者，香港个别学者各自钻研口述史方法学甚或借鉴西方口述史的研究和分析取向，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项目上，但学术界尚未以口述历史学者作为身份认同，故未能像内地、台湾、欧美、澳洲等地成立口述历史学术机构或出版定期学术期刊等，以致出现数据逐渐散失、欠缺系统整理、疏于交流切磋的情况，这实在有碍于香港口述历史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口述历史计划（编）：《西贡一九四0至一九五0年》，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82年编。该计划共访问了216个西贡乡民，并进行5次谈访，实地观察打醮、盂兰节、安龙等庆祝活动，并探访庙宇和教堂等以配合新安县志和人口统计资料工作等，并将所得资料编写成书。
    ②King,Frank.1987.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作者利用文献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编写成4册香港汇丰银行史专书。
    ③King,Frank H.H.,Christopher Cook and Catherine E King.1983."The Hongkong Bank Group's Oral History Projects." In Frank H.H.King（ed.），Eastern Banking：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P180-192.London:Athlone Press.研究团队将口述历史资料从录音带译写成文字稿，然后置于位处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的汇丰银行集团档案馆，只限于内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