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史学家孙甫的《唐史论断》是一部系统评论唐代政治得失的杰出史学著作，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此书推许备至。欧阳修称其“议论宏赡”，“能详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见当时治乱。每为人说，如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故学者以谓阅岁读史，不如一日闻公论也。”[1]苏轼赞其“议论英发，暗与人意合者甚多”[2]。足见《唐史论断》的鲜明特色和影响。然而，自宋以来，人们研究唐史，大多特别重视《资治通鉴》和《唐鉴》，而对《唐史论断》这样一部论议精切，指陈凿凿的杰作往往多有忽视。
    孙甫在《唐史论断序》中，借对《尚书》、《春秋》的评论，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他认为，《尚书》和《春秋》一记治世之言，一载乱世之事，体裁虽异，本意则同，即立法垂典，劝戒后人，使其迁善防罪。后代的修史者应以之为典范，以求“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的目的。基于这样的史学思想，孙甫批评司马迁的《史记》为便于记事，破《春秋》编年体例为纪传体，博取奇异细碎之事，“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究其产生的原因，孙甫以为不仅因为“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更为重要的是，“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多不书，必俟其臣殁而备载于传，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勋也。”司马迁把“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造成体例混杂，“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所失更大。孙甫虽然表白自己并非泥古而反对作史采用纪传体，但在比较编年与纪传二体的优劣时，他还是认为在揭示历史治乱的问题上，编年体比纪传体纯正而简明。不难看出，孙甫囿于传统儒家史学观念，极力推尊孔子《春秋》的体例和笔法，过分强调“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修史原则，因而使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的优点和长处，他对《史记》的批评显然失之偏激。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的史学和史学批评形成了一种繁荣发展的态势。频繁的朝代更替，引起后来统治者的警觉和思考，史学家们受时代思潮的激荡，更加注意对兴亡治乱问题的探讨。北宋建国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史学家大多想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寻找到一条治国良方。宋承唐后，尤其唐代又有贞观、开元之治和唐末五代之乱的鲜明对比，治乱兴废轨迹清晰，加之时代最近，更具有强烈的说服力，所以宋人多喜研唐史。孙甫自述“有志于史，窃慕古史体法，欲为之”，在研读唐史的过程中，他对太宗的“贞观之治”仰慕不已，认为“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他不满刘昫《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迹不明，贞观功德不彰，有悖于明本劝戒的原则。他肯定唐代高祖至文宗时实录“叙事详备”，“文理明白”，又指出其繁简不当，褒贬不精，体裁不善之不足。因此，他根据唐实录和《旧唐书》，兼采诸家著录中“参验不差，足可传信者”，用编年之体，撰成《唐史记》。孙甫对旧史的处理方法是：“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至皇祐四年（1052），用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写成初稿，又经四年的反复修改删润，直到嘉祐元年（1056）方才最后定稿。《唐史记》的写作，前后共十六年，凡七十五卷，通篇“于劝戒之义谨之矣”。作者又于其“劝戒之切而意远者，著论以明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唐史论断》。孙甫撰述的宗旨是：“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因，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燃若绘画于目前，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他要通过对大唐帝国成败治乱经验教训的总结评说，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借鉴，避免重蹈其覆辙，其用意之良苦由此可见。
    《唐史记》融注了孙甫毕生的心血，他“平生之志，萃于此书”。司马光在题跋中介绍说“孙公昔著此书甚至重惜，常别缄其稿于笥，必盥手然后启之”，“每公私少闲，则增损改易未尝去手”，“自壮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尝示人”。今天我们所见的《唐史论断》通行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清代抄宋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伍崇曜后来购得吴中吴翊凤秘籍丛函抄本与此本同出一源，伍氏与《学海类编》本、《艺海珠尘》本互勘后，刻于《粤雅堂丛书》中，《丛书集成初编》本即据此排印；一为《四库全书》本，《函海本》、《学海类编》、《学津讨源》、《艺海珠尘》本与之同源。其中，当以《粤雅堂丛书》本最为完善。
    推崇贤明政治，探讨兴治之道
    孙甫对唐太宗“贞观之治”的贤明政治推崇备至，在《唐史论断》中用整整十篇来总结其经验，以期为北宋统治者提供一条“兴治之道”。《魏郑公论致治不难》论贞观君臣观时除弊，以文治国的远见，赞扬太宗“至明至公”，纳魏征之言，斥奸人之论，适时顺应社会发展客观形势的变化，偃武修文，施行仁政，力矫时弊以行王道，兴立教法以化天下，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功德长流于后代。《中书门下议事使谏官预闻》、《责封伦举贤》、《任用房杜》、《定朝廷之制》、《命李靖为仆射》、《命李靖讨吐谷浑》重在讨论贞观时期法度之完善，君臣之相得。孙甫尤其对贞观政体再三致意，《定朝廷之制》通过对贞观朝廷之制的剖析，论证贞观时代官吏精贤、民主监督、政事公开、下情上达以及宦官不得预政的种种政治措施，是贞观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保证，可谓识见不俗。他进而分析说：“官少而贤，必择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议，必听之明也；诸司官无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无壅而人情尽达，必采之详也；内侍不预事，必制之严也。”即朝廷制度之善否，直接关系国家治乱兴废，他感叹道，后代君主如果依其法而久行之，“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责封伦举贤》、《任用房杜》等论述太宗“审用人之术”，“专任房、杜，从其所筹”，正官职，用贤才，使众事毕举，终至太平盛世，强调其法“不惟一时之治，固足以垂宪于后代”。孙甫的目光是敏锐的。贞观年间，太宗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从谏如流，务求处置允当，他深知“致安之本，唯在得人”，因此尤注重选官用人，量才器使。他把原先二千多人的庞大官僚集团精减成六百四十多人，不仅确保了官吏的素质和政府办事的效率，也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史载贞观朝廷群英汇萃，人尽其才：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温彦博“敷奏详明，出纳惟允”；戴胄“处繁治剧，众务毕举”；魏征“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已任”；王珪“激浊扬清，嫉恶好善”[3]，用官得人确保了贞观清明政治的推行。孙甫反复强调这些，显然是针对北宋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冗官冗员充斥朝廷的现状有感而发的。宋朝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宋真宗咸平四年，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这种现象，最终造成帝王身边“近臣多非才者”，冗费巨增，国力难支，以致贤能受制，谄谀得志的恶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