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宫人》、《封禅不著于经》、《贬权万纪言利》称举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善政，讽刺北宋帝王纵欲荒淫，昏聩不悟。秦汉以来，封建帝王好大喜功，以封禅为最大盛德之事，劳民伤财，历代相沿。北宋真宗听信王钦若之谀言，造作天书，封禅泰山，花费达八百余万贯。又修昭应宫，供奉天书等物，命天下建天庆观，耗财无数。孙甫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对秦皇、汉武的抨击表达了对真宗行为的否定：“秦皇、汉武行之，仪物侈大，自谓光辉无穷，然封禅之后灾异数至，天下多事，盖繁费生灵，干动和气所致，则崇尚此礼恶足以当天意哉！”孙甫指出：“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济生民，致时太平，则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为此，他提出天子要有“体”，其具体表现为仁德、爱民和节用三个方面，他热情赞扬太宗爱恤民力，贬斥言利之臣，“能自节用外，谨制度，绝权倖，无过费”，“薄赋敛，厚风俗，其道德与前代圣王并，所为有天子之体矣”。针对北宋冗费、力役逐年激增，人民负担愈来愈沉重的严酷现实，孙甫发出了由衷的悲慨：“呜呼！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为侈大，制度不立，权倖不抑所致耳！”他对贞观政治的总结和歌颂，表现了他对人民命运的关切，对理想贤明政治的向往，同时也是对北宋统治者“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5]的错误政策的否定。
    评论唐代帝王，总结成败得失
    《唐史论断》以德义为标准，对唐代历朝帝王逐一进行了评说，从他们在位期间对重大问题的处理，见其决策之当否，才智之高下，以此展示出大唐帝国盛衰兴亡的历程。对太宗李世民，孙甫虽然极力推崇其“英睿神明”，以成“贞观之治”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指出其晚年亲征高丽，“举中国数万之众，驱之异域，轻其性命”之失误。对高宗李治，孙甫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和抨击。《褚遂良谏废立皇后》痛斥李治继位后，“私先帝才人，使逞阴谲之计，构陷于中宫，为国大丑”；不顾忠臣谏诤，无故废立皇后，是“昏惑自恣，不奉天戒，虽前代荒乱之主，少过之者”。孙甫极力表彰褚遂良忠于王室，在高宗废立皇后之际，“以死争之，是不负先帝付托”的高风亮节，同时一针见血地剖析了高宗此举的卑琐心理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危害，他感情激愤地评论道：“呜呼！先帝托付于临终，天地示戒于连年，大臣力争于所议，稍近中常之主当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况高宗幼为圣父教训，正人辅导，岂全不辩事理乎？但内惑嬖者之计，外纳奸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顾忠义。徇一时之欲，以至于此。心知王皇后无辜而悯之，及为嬖者戕贼，亦卒不问，此又孱懦之态甚矣！使文武大臣，蕃夷之长共朝嬖者，此又乱礼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王之权，害宗室，杀大臣，几移宗社，实高宗之过也！”孙甫用《春秋》笔法，在《唐史记》中直书此事为“临轩立后”，而不称“帝”，以此贬斥高宗，见其“无人君之体”。《长孙无忌黔州安置》抨击高宗负义忘恩，窜逐其舅，“非不知敬宗之诬谤，无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勋德重望，冤死遐徼，不惟昏塞之过，实不仁不孝之甚也！”在《乾封改元》、《追尊祖宗自称天皇后称天后》中孙甫深诋高宗“大乱已见”，竟“徇后之欲举，希阔仪物，夸耀天下”，“僭大其称，渎祖宗，乱典礼，妄自尊大，但取千万世罪与笑耳”。对被自己皇后和女儿毒死的中宗李显，孙甫鄙视地称之为“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中宗即位之初，因过宠后父，刚愎拒谏，为武后废黜，流离在外十五年，备尝辛酸，赖义士忠臣舍命相救，复归京师。当再次登位后却昏庸更甚，孙甫无情地对其倒行逆施进行了揭露批判：“崇宠韦氏，使预国政，纵其奸恶，一不为意。忠臣谏而不纳，凶人进而得计，贤者罹罪，邪者受宠，纪纲法度纷然无一条理。是中宗历忧患二十年未尝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晓也，世事美恶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尔！”这与其说是对高宗、中宗的谴责，勿宁说是对所有昏君的痛骂和声讨，这样感情强烈，充满火药味的语言，在史学评论中极为罕见。孙甫是在指桑骂槐，邵经邦《宏简录》指出，这些评论，都是针对宋仁宗沉湎女色，极宠温成而发，诚然。
    对曾有开元盛世，又酿成安史之乱的玄宗李隆基，孙甫详细分析了其政治由开明走向黑暗的前因后果。《相姚元崇》肯定玄宗早年锐意求治，任用贤相，君臣相得，共救时弊，终成“开元治平之世”。《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谏娱乐》别具只眼地揭示出“天宝之乱原于楚客上疏之年”，语重心长地告诫统治者戒逸乐，法尧舜，保俭德，防微杜渐，以求长治久安。在《用聚敛臣王珙》中，孙甫通过贞观之政与天宝之政的对比，说明天宝之乱的不可避免，孙甫指出，太宗、明皇一务德义，一逞割剥，二人对待人民的不同态度，直接导致了一治一乱的不同结果。玄宗宠奸臣，恣淫乐，敲骨吸髓地榨取人民血汗，“以快奸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乱，不可得也。”不难看出，孙甫推原天宝之乱的祸源，能见微知著，抓住实质以立论，他强调节俭，反对奢侈，把割剥生民，恣意荒费视为招致败亡之祸根，以史论政，映照现实，正因为当时北宋统治阶级从上到下享乐成风，所以孙甫借历史针贬现实时弊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辨朋党、斥宦官，讽喻宋代政治
    朋党的形成以致由此而来的党争，是封建专制政体下，士大夫间权力角逐的必然结果。党争的负面影响很大，轻则相互攻击，诬谤他人名节，重则扰乱朝政，加速国家灭亡。因此，历代想有所作为的君主，对朋党都深恶痛绝，务必除之。但是因朋党之罪，“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6]，所以奸佞小人又往往多借“朋党”之词诬陷君子。 唐代“牛李党争”从宪宗时起延续到宣宗朝，凡四十年，两党互相排挤倾轧，形成水火不容之势，“每议政之时，是非蜂起”[7]， 文宗对此束手无策，发出“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的哀叹。北宋的历史也始终伴随着党争，官僚士大夫集团间的政治倾轧，给宋王朝带来严重恶果，使许多具有政治抱负和实际才干的人才遭受摧残与压抑。《辨朋党》借对唐代党争的评论，以古论今，表明了孙甫对朋党问题上的立场。孙甫揭示“道”、“利”二字作为标准，指出：“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济其功，此同心于国事，非朋党也；以利合者，思济其欲，此同心于私计，乃朋党也”。孙甫列举唐代太宗、宪宗、敬宗、文宗四人在处理朋党问题的不同做法和不同效果，推论出“君至明，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君虽明为情所惑，则不能察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党；君虽明而弱，虽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党；君明不足，虽察其有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轻重”。孙甫殷切希望北宋统治者以唐为鉴，法太宗之明，戒宪宗之惑，勉敬宗之弱，思文宗不明。他认为朋党问题的关键不在朋党本身，而在于皇帝对待朋党的态度，它取决于君主是否“尽心”，取决于其能否明与公，而“不听左右偏言则明矣，不以说意亲之，不以忤意疏之则公矣”。显然，孙甫是借题发挥，意在抨击保守派官僚对改革派的诬蔑，批评仁宗的不明不公。值得注意的是，孙甫还对牛李二党的是非功过进行了比较，认为二党轻重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德裕之贤与宗闵不侔矣”，“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但刚强之性好胜，所怨者不忘，所与者必进，以此不免朋党之累，然比宗闵之奸则情轻也”。这与后来范祖禹《唐鉴》中提出的“李党多君子，牛党多小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为后人研究唐代朋党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